天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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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碑（第1页）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读鲁迅———“他还活着”

我知道鲁迅的名字，远在６０年前。１９５３年秋，我考入文成中学读初一时，温州著名的语文教师江国栋教《有的人》（此诗是臧克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为纪念鲁迅逝世１３周年而写的）一课。教课开始，他介绍作者，边讲边写，我们边听边记：“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５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族……”记了五六百字之后，还要求我们背诵毛泽东同志给鲁迅的崇高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听过介绍之后，我才懂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意义。我记得江老师还拿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蒋介石，印证“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虽然当时我只有１４岁，但鲁迅在我心中，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是一位很值得崇敬的人物。

读普师时，作家杨奔教《记念刘和珍君》，该文歌颂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唤起群众的觉悟，鼓励革命战士更英勇地继续进行斗争。同时我读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作者号召大家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那“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环境里，仍然运用如投枪、匕首之锐的杂文与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这才让我懂得“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我在高校中文系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全面系统理解鲁迅生平、思想发展与文学成就。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彻底地暴露了家族制度礼教的弊害，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吃人本质，我阅读了《阿Ｑ正传》等，从中真正理解“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一著名论断。

观鲁迅———“民族魂”

１９７１年夏，我独自专程赴绍兴旅游，第一站就是瞻仰“鲁迅故居”，并拍了多张照片。我在鲁迅老家的灶间，似乎听到鲁迅与闰土的对话：“啊！闰土哥！”“老爷！”似乎看到闰土那松树皮一样的手。

看到长工的睡房，又想到闰土的父亲。鲁迅少年与农民儿子有交往，怪不得他的作品中有深深的农民情结。可惜，当时的“百草园”种的是一畦一畦的番薯。是的，当时，连鲁迅都要批倒，遑论保护什么遗产？这自然是中华民族历史中蒙羞的一页。

次年，我又去上海。我不是先去外滩、南京路，而是去虹口公园参观“鲁迅纪念馆”。我看到馆中鲁迅的许多文稿、书刊、照片、生活用品。在１９３６年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的手稿中，看出鲁迅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我们看到鲁迅灵柩上盖过的绣有“民族魂”的幡旗，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鲁迅的无比敬仰。

１９８８年夏，县教育局组织中学校长去福建参观学习。到达厦门，我开了一个“小差”，独自赴厦门大学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他简朴的卧室：一只破旧皮箱、一张木床，还有一条用农村土布织的白底黑线方格的被子。这还让我想起他在厦门去邮局领稿费时，因穿着寒酸而被拒付的情景。他与洋教授辩论时，摸出角子丢在桌上：“我有钱，我有权利发言！”从而保证中文系经费的兑现。鲁迅的傲骨与正气，令我心旌摇动。离开厦大时，在校园的鲁迅石像前，我深深地鞠了三躬。

学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

自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岗位。我读鲁迅的书，教鲁迅的文章，遵循“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的教导，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我一生待过九所中小学，都是在贫困山区。对于教书地点，我从来不挑剔。在那“非常”时期，我从山下的中学“提拔”到高山的石垟乡吴坳小学任教，多少人白眼相看，我却泰然处之。在党的领导下，老区的前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我仅仅在条件差一些的学校任教，何足挂齿？更应该认真培养当地人才，改变落后面貌才是，所以，我恪守职责。学校坐落水田旁边，当暴雨来时，田水从墙脚的岩缝中浸进来，漫至大腿，连课桌也浮了起来。我便带领学生深挖水沟，争取早点排干。中堂第二层的楼板仅铺一半，学生随时都有跌下的危险，我与大队党支部负责同志商量，发动学生家长与大队干部上山砍树修理。同时，发动学生与群众清理篮球场。有人讥诮：“你这个被‘改造’的人倒十分卖力！”我笑笑说：“为群众卖力，为学生卖力，有什么不好啊！”

１９８４年５月，我担任石垟林场中学校长。为了普及老少边区的九年义务教育，解决师资困难，我决定聘请外地教师。人家说，我是文成教育战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６月下旬，我单枪匹马去东阳、永康周旋了一个多月，才聘请到徐福深、吕文礼、胡振凡、陈森林、胡继能五位教师担任初三年级教学工作，后几年又多次去金华、丽水地区聘请教师。学校教学质量迅速提高，文、景、泰三县学生慕名而来，生额爆满。学校蝉联三年县先进学校、先进党支部。我曾被评为县优秀党员、市优秀教师，获省“春蚕奖”。

县委书记钱成良在调离文成之前，亲题鲁迅《自嘲》中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一句予我，至今我仍挂在书房，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讲鲁迅———“满座重闻皆掩泣”

从教至今，我曾在文成教师进修学校、西坑中学、石垟林场中学、石林公园学校、二源中学、温州朝花作文班、文成老年大学做过十余次有关鲁迅的讲座。每次讲座，我都带着一大摞的材料：讲义、照片、漫画、书法、剪报、《鲁迅全集》１６大本，共三四十斤，人家开玩笑说：“你啊，去教书，像孔夫子搬家！”

为了让学生与学员有一个感性知识，我将教室四壁布置得满目琳琅，创设一种浓浓的情景。鲁迅５０岁的肖像画，我第一次请西坑徐松茂老师放大，因多次使用破损，后又请西坑区粮管所的郭廷亮同志、樟台中学的程学春老师相继炭精放大。１９７２年春，我利用星期六给西坑中学毕业班学生做讲座，化学教师周光德也来旁听。讲课前，我足足备了３个月的课，看了鲁迅及有关的近３０种书，以生平、思想发展、文学成就三条线索同时进行。当讲到鲁迅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清晨５时２５分，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寓所逝世，举世悲悼，万人送葬时，我的鼻子酸了，极力忍住眼泪。当时，全班５２名同学伏在桌上，埋着头，一片唏嘘声，有的放声哭了出来，“满座重闻皆掩泣”（白居易《琵琶行》）的场面持续了十余分钟。待我轻轻地开口：“下课了，你们去吃午饭吧！”他们才陆陆续续地擦干泪水，慢慢走出教室。

是啊，我国失去这样一位“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心里怎么不泣血啊！

写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阿Ｑ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极口称道阿Ｑ这个艺术形象的生动与深刻。这是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末庄为背景，塑造的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备受戕害的农民典型。小说改编成电影后，我带领学生看了，并辅导他们写观后感。课前，自己写一篇题为《阿Ｑ的悲剧》的文章，启发学生，辛亥革命的运动是和阿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Ｑ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Ｑ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写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文革”期间，文艺界产生了新的“党八股”，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古典文学，也没有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在１９９７年４月７日的《浙南日报》上发表了《坚持马列主义文风》一文，主张以鲁迅为榜样，匡正时弊，以期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８日，我又在《浙南日报》上发表《学习鲁迅，解剖自己》的杂文，呼吁干部多做自我批评，正视缺点，在改革开放的季节，不要做别里科夫那样的“套中人”。

１９９５年夏，我参加省教育学会在舟山嵊泗召开的年会，返温特地经过象山的大徐村，去拜谒革命青年作家殷夫的故居。后来，我写了《历史的长子》一文在《温州文学》发表，叙述了鲁迅在“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白色恐怖中，一如既往地关心殷夫。１９２９年５月至１１月的半年中，据《鲁迅日记》不完全的记载，曾有１４次与殷夫交往，大部分是关于信、稿件与译作等问题，其中三次给予经济上的帮助。由此可见，鲁迅对革命的文学青年，是何等深切的关怀和爱护啊！

鲁迅是我心中的丰碑。写鲁迅，是为了纪念鲁迅，是为了我、你、他永远不要忘却鲁迅。

２００５年６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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