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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新世界之争（第1页）

战后变局

曼哈顿工程，让格林沃尔特走向了杜邦公司的权力核心。他出生于1902年，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是一名钢琴家，和杜邦家族所招募的许多年轻才俊一样，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有着优秀的学业成绩和过人的综合素质。他是学校拳击和篮球队的经纪人，还是表演队、合唱队的成员，并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单簧管和大提琴演奏技能。1922年，他加入杜邦公司，到1938年时，他已经在杜邦公司的18项专利上都拥有了署名权。

1945年，曼哈顿工程结束，格林沃尔特回到了威尔明顿的公司总部。此后，他不断获得提拔，到1948年1月，成了公司新一任总裁，开创杜邦的新变局。

在格林沃尔特担任总裁的14年内，杜邦公司增长水平始终占据了整个化学工业增长率的一半以上，经营性投资成倍增长，销售额增加一倍多，杜邦公司股东人数达到22万人左右，员工增加到3。1万人。

尽管如此，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值得烦恼的事情，而其中最头疼的就是来自联邦司法部的诉讼。

如果排除其他原因，杜邦家族在二战后期继续进行反新政活动，很可能是司法部调查的重要起因。与许多其他大型企业一样，战争刚结束，杜邦就陷入了产业工人运动的局面。在战争时期，他们固然可以用联邦工资冻结法令和爱国主义号召去约束工人，但战争结束后，工人们重新获得了罢工权利，他们要求补偿和救济也就变得理所当然。1946年，通用汽车公司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公司同意给员工增加工资。但杜邦公司并不打算这么做，他们不仅拒绝了工会的要求，还开始组织两个新的协会机构即美国行动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以便对抗工人运动，避免再次出现新政的可能，甚至是为了清洗国会中的新政支持者。

正因杜邦始终同新政反对者们有所关联，即便在世界大战时，联邦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对经济巨头们的调查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一开始，联邦政府的调查重点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国内的贸易，但随着调查深入，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快指向了国际贸易。即使联邦司法部原本并不是针对杜邦公司，但相关的诉讼依然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他们。例如。1939年，包括杜邦在内的六家公司被认定试图垄断国际染料工业。1943年，杜邦公司又因为卷入了国民铅制品公司利用专利法压制钛颜料领域的竞争案而被起诉。到1944年世界大战格局已定，司法部又对杜邦公司与雷明顿军火公司、英国帝国化学公司之间划分全球军火、化工市场的协议，作为调查诉讼的重点目标。由于这些协议确实存在，杜邦公司根本无力反驳。1951年9月，法庭判决杜邦和帝国公司的化工业联盟立即解散，这是杜邦从成立以来第一次受到的政府打击。

在联邦司法部反托拉斯的一系列诉讼中，真正让杜邦公司感到不安的是通用汽车公司案。

从历史上看，通用汽车公司向来是杜邦家族的投资重点。通用汽车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之前，杜邦公司就占有了通用公司23%的股份。在全美国64个城市中，通用有119个汽车工厂，在全世界18个国家拥有子工厂，员工数量高达50万人，汽车年销量超过120亿美元。

军火业的巨头和汽车业的巨头相互有着密切联系，自然难以为司法部所容忍。他们很快指控杜邦家族实际上操纵了通用汽车公司的经济命脉和分红大权。杜邦家族不仅直接进入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还左右这家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董事任免。这种情况，会将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行业联系起来，导致资本过于集中，形成超级垄断并影响企业的自由发展和竞争。

司法部盯上了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不得不接招。他们聘请了罗斯福时期的司法部副部长休·考克斯，他谙熟法律文本，而且在司法部内有着广泛和深入的联系。考克斯研究了局势之后，很快提出，杜邦公司最好的应对办法，是立即出售自己所拥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

但是，这个理智的建议很快就被否决了，否决者正是久已不问世事的皮埃尔·杜邦。在听说家族要出售通用汽车公司股权之后，老爷子感到很是愤怒，他认为自己花费了多年心血才控制了通用汽车，如何能够在此时毁于一旦？

不得已，沃尔特打算启动新的方案，他咨询了公司财务部门和法律部门的建议，准备由公司发行可换取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优先股的方式，逐步实现两家公司的分离。然而，这个缓和计划，也遭到了皮埃尔的反对。

结果，一场注定会让杜邦家族失望的诉讼，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美国人面前上演。杜邦公司聘请了由包括考克斯在内的30多名著名律师，组成公司律师团，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和数据。司法部则发出了上千张传票，调阅了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所有企业档案和文本。最终，所有的资料显示，杜邦公司从投资通用汽车公司开始，就通过不同方式迫使通用接受杜邦公司的各种产品，包括杜邦公司出品的油漆、人造革、橡胶轮胎、四乙基铅汽油、氟利昂等等。其中，情况最明显的是喷漆产品，仅在1941年，通用汽车公司就使用了杜邦牌汽车喷漆的93%。这种“合作”方式，让杜邦能源源不断地以低价向通用汽车公司倾销产品，从而排挤了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同类产品，通用汽车公司则因此降低了生产汽车成本，并能够不断以低价去扩大销售额。

旷日持久的诉讼开始了，杜邦公司的律师团与司法部不断列举有利自身的证据，媒体参与其中，对证据内容不断进行放大和传播。皮埃尔、小伊雷内和小拉蒙虽然已垂垂老矣，但依然多次被传讯出庭。但遗憾的是，他们甚至都没有坚持到案件的终审判决：1952年，小拉蒙·杜邦在杜邦火药厂创办150周年纪念活动一周前心脏病发作去世，尽管这位富豪一生娶了四个妻子，养育了10个子女，但去世前却一个也不在病床边。1954年，皮埃尔在威尔明顿纪念医院去世，通过遗嘱，他将大量财产分散转入家族的信托机构。

1953年，司法部干脆起诉全体杜邦家族的186名成员，指控他们通过信托基金建立控股公司。由于指控对象太多，在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司法部只好又将起诉对象集中到7个主要成员身上。1954年，经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做出初审判决：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联系并未使得他们形成垄断地位，联邦政府也未能证明自己的相关指控。法庭对联邦政府的起诉予以驳回。

应该说，这样的初审判决，是整个律师团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杜邦公司动用其手头各种社会资源后所获得的优势。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初审之后不久，杜邦公司居然又挑战性地再次向通用汽车公司增资7500万美元。这个举动刺激了司法部，他们随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兵来将挡

对杜邦家族的真正考验到来了。对通用汽车的增资，违背了国会在1950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修正案中“允许扩大生产和销售，但不允许一个财团垄断”的规定。更严重的是，这个修正案的制定，不仅来自罗斯福的意思，也受到了包括洛克菲勒各大财团的支持。杜邦家族公开的增资行动，等于触犯了从政府到企业、金融界均为默认的规则。

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有3名法官因为与杜邦公司关系微妙，而选择了回避。剩下的6名法官基本上与杜邦家族没有什么关系，其中4名大法官都一直支持反托拉斯法。1957年，最高法院以4∶2的投票，否定了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的原判，并要求发回重审。

一连串冗长的法律诉讼之后，到1961年5月22日，高等法院做出最终裁决，要求杜邦公司在10年内必须将其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全部出售，这些股票价值35亿多美元，总共为6300万股。最终，杜邦和通用汽车公司案件以杜邦家族的败诉而结束。这一次，他们不仅输掉了面子，还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经济损失。败诉的打击是明显的。最高法院进行判决的当天，杜邦股票遭遇了大量抛售，当天下跌5。5%，通用汽车公司则下跌2。4%。

但是，作为美国最古老的豪门，杜邦自然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妙计。

相比股市短期波动，杜邦家族更担心的是出售和税款问题。按照判决，杜邦家族需要在10年内出售6300万股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如果他们选择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这些股票，意味着平均每天要出售2。51万股。然而，通用汽车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平均销售额只有2。81万股，一旦没有足够的买家来消化该销售额，就会导致股票积压，价格不断下跌。

鉴于结果的严重性，杜邦公司决定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配售给21。1万名杜邦股票持有者，每个持有100股杜邦公司股票的股东，将能够得到137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但是，如果按照法律，股东们必须支付由此而增加的巨额所得税，那些大股东还是不得不出售股票来交税。

在这关键时刻，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杰·阿伦·弗利厄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了杜邦股东们的利益而上下奔走、提出议案。他建议，将裁决中关于剥夺财产的内容从“普通收入”改为“减少了的资本收益”，并准许被剥夺的股票能够按照购买时的原价进行税收减免。

在杜邦家族上百年来编织的庞大关系网运作之下，这个议案受到了广泛赞许。保守派人士说，采纳这种建议会保护私有产权，符合美国精神。而自由主义人士中也不乏支持者，例如尤金·麦卡锡警告说，如果这个议案不能得到通过，很可能会让两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变得反常，导致许多人或公司的财产投资有价证券面对反常后果。

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肯尼迪总统对该议案的支持态度。

1960年时，杜邦家族并不赞成肯尼迪担任总统候选人，相反，他们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参选，并在其竞选运动中捐献了12。5万美元，这是其竞选团队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款项。然而，当肯尼迪任职总统后，由于冷战的持续，杜邦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开始有所好转，这种好转也体现在肯尼迪对杜邦家族看法的转变上。

1961年5月，正是最高法院进行宣判之前，杜邦家族足足花费了一百万美元，买通了华盛顿的职业政治说客克拉克·克里福德——他在美国政府圈层内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克拉克的运作下，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在此时来到杜邦家族成员中作客，无疑，这并不是什么巧合。

第二年2月3日，肯尼迪总统就签字批准了关于杜邦的议案，使之成为法律。一个月后，芝加哥地区法院再次为杜邦家族提供了最后的“支持”，法官判决在75名杜邦家族成员中，有35名可以从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那里直接得到他们所应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另外，杜邦家族中所有成员可以在当时或者将来直接购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此外，法官还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要求，他不同意去永久性禁止杜邦和通用汽车公司高管相互兼任董事以及其他活动，而是将禁令限制在10年之内。

这样的裁决显然失去了公平可言，直接导致政府反垄断的态度发生变化，也违背了最高法院的意图，甚至违背了肯尼迪总统的原意。当肯尼迪在1962年签署免税法案时，他曾经对记者说：“应该清楚地说明，不论我或者国会议员，都没有批准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能够通过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的渠道去转移到其股东手中。如果这样，就等同将通用汽车公司重新分配给杜邦家族成员，杜邦家族还是会依旧控制杜邦公司和通用公司。”

即便肯尼迪曾经这样说过，但此时，政府中的其他人选择了遗忘，他们并没有针对新的判决进行上诉。就这样，杜邦家族总共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款，而帮助他们的人也得到了足够的好处——杜邦们任命克里福德为威尔明顿银行的副总裁，并在州钻石电话公司里给了他一个董事的职位。

1965年，杜邦公司完成了财产的分离。1962年，他们销售了2300万股的通用股票。1964年销售了1700万股。此时，还剩下最后的2300万股。在1965年4月的股东会上，新任总裁拉蒙·杜邦·科普兰宣称，得到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股东，现在获得了超过单一杜邦公司股票的收益。不过他并没有说，通用汽车公司在法律上摆脱了杜邦公司的掌控后，经营业绩变得更好了。他更没有指出，之前杜邦公司的生产经营业绩中，有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失去了通用公司这笔可观的利润，对杜邦而言，毕竟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

海外红利

战后工人运动的高涨、通用汽车公司的剥离，让杜邦公司的新首脑开始不断考虑如何适应变化中的环境。为此，他们不断研究如何面对世界性的市场变化，希图通过扩大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获取新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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