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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巨头诞生（第1页）

涌动的暗流

一个足以讽刺美国法律发展历史的事实是：尽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早在1890年就获得通过，但在之后的20年里，这部法案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甚至没有一起相关的判决。其背后的原因，自然与种种不能见光的幕后交易有关。

然而，社会环境总是会不断进步。在沃尔德执意的曝光推动下，到1907年7月31日，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垄断案件终于诞生了，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对杜邦公司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从这一天起，司法部对杜邦公司进行了长达5年的调查和诉讼。

在杜邦，除了阿尔弗莱德之外，科尔曼和皮埃尔以及其他公司高级管理层人员，都并不清楚这次诉讼的真正意义和目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定，一家如此大规模的企业进行收购扩张，不过是提高效率和生产规模的正当竞争手段，是为了让企业发展得更好，并不值得政府如此大动干戈。科尔曼更是难以理解，即便自己动用了在华盛顿的一切关系，也无法说服主管本案的检察官乔治·维克沙姆放弃诉讼，于是他总是选择装病来逃避出庭，让皮埃尔和阿尔弗莱德去轮流应付各种各样的听证会。

不幸的是，阿尔弗莱德的出庭反而加快了公司败诉。

此时的阿尔弗莱德，已经在三巨头乃至整个杜邦高层中被逐渐边缘化。由于和科尔曼之间关系上的裂痕，他参加董事会执委会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公司的影响力范围也越来越小。

当然，阿尔弗莱德地位的下降，也有其自身原因。一直以来，他最重视黑色火药的业务，对甘油炸药、无烟火药并不熟悉。但当这些新产品在过去的8年中增长了3倍以上的业绩时，他的黑色火药业绩只增长了25%。经营业绩处于下风，决定其即便作为高管，也需要接受地位下降的现实。更不用说，他的婚姻问题，也导致了家族中对他的非议。

阿尔弗莱德的结发妻子，是其表妹贝西·加德纳，在对芳心的竞争中，阿尔弗莱德战胜了弟弟路易斯·杜邦。当他在1897年1月4日宣布与贝西订婚之后，因为痴情而失恋的路易斯竟选择了开枪自尽。按照常理而言，即便本着对弟弟的愧疚，阿尔弗莱德也应该珍惜自己的婚姻，但事情发展让人们失望——风流成性的阿尔弗莱德于1901年又迷上了富有魅力的黑人姑娘艾丽西亚。他将当年醉心追求的贝西冷落在家，和艾丽西亚打得火热，当众出双入对、形影不离。贝西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两人最终在1905年离婚。阿尔弗莱德如同获得自由，于当年就选择了和艾丽西亚结婚。他对情感、婚姻和家人的轻浮表现，极大地损害了家族对其的信任。而他想要将艾丽西亚带入家族的努力，也就此宣告失败。

作为报复，阿尔弗莱德在威尔明顿城的郊区购买了一片土地，花费了200多万美元，为自己和艾丽西亚建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为了羞辱家族中人，他在别墅的外面悬挂了铭牌，上面写着：外人不得擅入，杜邦家族尤其是。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科尔曼和阿尔弗莱德变得开始喜欢在任何事情上唱反调。当时，美国工会在全国倡议推行八小时工作日，由于报纸媒体的宣传，对企业界的影响非常显著。科尔曼看出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他告诉阿尔弗莱德，与其等着工会找上门来，不如主动施行这一制度。作为资方积极响应呼声，总是会比拖拖拉拉更为主动。而且，即便工人工作时间减少了，也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完成工作任务。

阿尔弗莱德原本并不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制，但他看见科尔曼的支持态度，立刻转而强烈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态度非常不得人心，迟迟无法在阿尔蒂尔工厂推进这一制度，让公司内外都产生了对他的颇多非议。

借着这个机会，1910年，科尔曼和皮埃尔重组了公司的管理团队，所有的生产管理权交给了巴克斯戴尔，阿尔弗莱德被迫离开了工厂管理岗位，只保留了副总裁的位置，并负责参与管理财政委员会。虽然这些职位看起来也很重要，但阿尔弗莱德志不在此，他提出了抗议，但却改变不了现实。

在公司和家族中受到排挤，再出于对政治动向的敏锐性，加上对公司收购兼并行为的反感，阿尔弗莱德在一系列听证会上摆脱了杜邦公司围绕反托拉斯诉讼案的既定策略，而是说出了有关证据，并承认自己对公司的活动一无所知。这些证词让科尔曼和皮埃尔看起来犹如两个专门从事幕后活动的阴谋家，更让媒体感到如获至宝。

1911年6月21日，联邦法院宣布了最终判决，杜邦公司必须一分为三。根据判决，除了原有的杜邦·尼莫尔公司之外，需要另行建立赫克勒斯火药公司和阿拉特斯火药公司。新建立的公司，将由杜邦公司负责提供技术设备与生产工艺，分别生产黑色火药和高能炸药，但其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必须只能在50%和42%以内。

这项裁决将杜邦公司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地导致这家巨头公司的全部账面资产减少2000万美元。但在裁决背后，杜邦公司动用了各种关系和能力进行活动斡旋，将损失控制到最小。账面上的那些损失，实际上是对已过时的黑火药生产设备所进行的淘汰，即使没有这项裁决，公司依然会进行技术改革，花费成本去迎接新的竞争。

更不用说，在公司进行了分拆之后，杜邦家族也得到了想要的补偿。新建的两家公司所发行的1000万美元债券和1000万美元普通股，依然归于杜邦家族的主要成员，即老杜邦公司的持股人手中。因此，即使公司表面上被一分为三，实际上统一的控制权并未改变。相比之下，最明显的改变，是阿尔弗莱德与科尔曼之间的积怨与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转而呈现公开化的尖锐对立。

1913年1月，阿尔弗莱德选择了离开杜邦公司，前往法国。他的离职出走，意味着科尔曼排除了对立面，实现了对公司的整体领导。自然，科尔曼也没有忘记在公司中对阿尔弗莱德的亲信进行排挤和消除，以便肃清非嫡系对实现个人权力的干扰。

虽然实现了对公司的完全掌控，但此时的科尔曼，已经不止关心手中的财富。他深深感到在美国，单纯只是经济界的巨人，还远远不够强大。换而言之，只有富豪的角色，很难真正保护自身和家族的利益。于是，他的兴趣开始逐渐从企业经营，转向政治领域。在他不断追求新高峰的人生路上，他树立起更为高远的目标，那就是要在整个杜邦企业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去竞争州长乃至问鼎总统宝座。

为了让自己更加贴近政坛的中心，科尔曼的个人活动地区从威尔明顿逐渐转向纽约。他在纽约买下了21层高的麦卡尔平饭店，并建造了沃道夫·阿斯多利亚饭店和几家其他饭店。以这些产业为社交活动中心，他摇身一变，从特拉华州的富豪，变成了纽约惹人注意的社交达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科尔曼总是能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崭新的公关做法，例如每当新年到来之际，他就会驾驶着自己引人注目的豪华轿车，在纽约市车水马龙的主要街道周游，当他看见路边的交巡警，就会停下车，然后主动上前，为每人派上20美元的红包。由于这一“慈善”行为，他很快就被委任为纽约名誉警察局长，并博得了从政界到民众的一致好感。

尝到了政治生涯作秀的成就感，科尔曼的兴趣被充分激发，他将杜邦公司的所有事务交给了皮埃尔·杜邦，并委任他为代理总裁。这样，“三巨头”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瓦解了：皮埃尔独自一人管理公司，应对着联邦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承担着所有责任，而科尔曼却只是自作主张地以个人身份和总统及司法部长接触。围绕反托拉斯诉讼，双方之间迥异的处理方式，埋下了二人之间的矛盾隐患。不久后，由于科尔曼已经好几年不过问公司事务，缺乏对诉讼案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总统与司法部之间的谈判也宣告失败，这进一步增加了皮埃尔对他的不满。

在诉讼案败诉后，科尔曼绝口不提自己的随意行动，而是通知皮埃尔，打算对公司上层机构实行再次改组，力图驱散败诉阴影。皮埃尔对此本来并无异议，然而，当他知道科尔曼的计划时，他顿时感觉如坐针毡。

原来，科尔曼通过改组，取消了公司总裁职位，撤换了公司执委会的部分委员，采取与先前各部门与执行委员之间的直接联系方式。不仅如此，他还硬要将根本不懂生产管理，缺乏企业经营经验的威廉·杜邦塞入领导层，这无疑引起了皮埃尔进一步的反感。

皮埃尔知道，科尔曼和威廉两人关系密切，彼此是连襟关系，而威廉又是公司前董事长亨利·杜邦的儿子，握有公司一定的股份。很显然，将威廉引入高层，是科尔曼下的一步妙棋，他希望以此来平衡皮埃尔的权力，进而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面对如此明显的意图，皮埃尔当然要寻找反击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真的到来了。科尔曼热衷于在纽约的发展，但政界活动却是一场全面烧钱的战争，他着手兴建公平人寿保险大厦，需要立刻筹集800万美元。正当科尔曼急于筹钱之时，皮埃尔又给他写来“请示信”，表示由于反托拉斯诉讼案的影响，导致家族内部不少年轻人萌发去意，准备集体出走另起炉灶……

一系列的变动，催促着科尔曼迅速做出决定。1914年12月，他写信给皮埃尔，表示愿意将自己手中杜邦公司49%的股份卖给公司，具体方案是将20700股普通股，以每股160美元价格卖给公司，公司再将这些股票分配给执行委员会中的年轻委员，以及所有年薪在6000美元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样，科尔曼能在最短时间内筹集到现金，而获得了股权激励的年轻高管们，也会安心在公司管理层领导下工作。

皮埃尔拿到这封信以后，惊讶得从头到尾看了三遍，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虽然预想到科尔曼会出售股权，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等冷静下来，皮埃尔意识到，这封信背后就是自己入主杜邦公司的最佳机会。想到这里，他非但没有流露出一丝丝激动，反而立刻打开财务报表，检索起公司最新的股票价格。

当时，杜邦公司普通股的行情，一般保持在每股120美元左右，最高能够达到160美元。不过，考虑到未来军火工业的整体发展，公司股票价格攀升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空间。在皮埃尔看来，科尔曼提出的200美元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他也清楚，对与科尔曼积怨颇深的阿尔弗莱德而言，无论如何不会答应这个价格，这样，整个交易就会变成镜花水月。

“200、200……”皮埃尔喃喃自语，左手习惯性地抚摸着额头。他必须从眼前昏暗复杂的信息环境中，设计出最佳方案。毕竟，只有解决科尔曼与阿尔弗莱德之间巨大的价格分歧，他才能坐到董事长的宝座。这种轻而易举入主家族的机会，即使对他而言，一辈子恐怕也只有一次。

皮埃尔上位

科尔曼之所以想要将持有的股票出售给公司，既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也是因为日益不佳的身体健康状况。对此，消息敏锐的皮埃尔自然心知肚明。但他更清楚，即便数年间没有过问公司的事务，科尔曼毕竟还是科尔曼，多年积淀的商业智慧，决定了他绝不是会轻易就范的对手。更不用说，暂居自己身后的阿尔弗莱德，也一直在虎视眈眈。

面对着天赐良机，却又要顾及身前身后的对手，皮埃尔应该怎么做？他思前想后，终于拟定了收购公司的作战方案。

直到1914年12月中旬，皮埃尔还是没有正式回复科尔曼。但他却私下派出弟弟小伊雷内，向科尔曼提出以每股125美元的价格，买下其手中的股份。

从小伊雷内坐下来开始，科尔曼就知道是皮埃尔的试探，当他听到这个报价数字后，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就断然否决了。小伊雷内面带尴尬地离开了他在纽约的豪华办公室。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阿尔弗莱德的耳中，他默默地在纸上写下125这个数字，并划下重重的横线，随即用笔尖在纸面上敲击了两下。他并不清楚，这恰恰是皮埃尔希望他记住的信息。

12月23日，杜邦公司财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科尔曼出售股权的提议。

阿尔弗莱德表示，自己同意购买科尔曼的股票，他又瞟了一眼皮埃尔说，“不过，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每股买价高于125美元是不合理的”。

皮埃尔故意装出一副吃惊而心虚的样子，这让阿尔弗莱德很是得意。但他在会议记录上签下名字时，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话未能被完全忠实地记录，而是有意被略去了“在这个时候”。他更不知道，即将起草写给科尔曼的回复函，也不会有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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