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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京剧院四团（第1页）

世纪40年代初，在祖国的晋西北，有一支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艺队伍，经常深入前线部队进行巡回演出。这就是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贺龙领导下的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

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了落实《讲话》精神，战斗剧社奉命调赴延安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平剧团等单位合并，成立延安平剧院。在“推陈出新”的号召下，剧社新编历史剧《岳飞》和许多传统戏，还编写了《上天堂》《张学娃过年》等反映现代生活的京剧。

1946年下半年，贺龙司令员将战斗剧社带回晋西北。10月，刘元彤、殷元和、张元奎、张笑云等人携家属来到战斗剧社平剧队，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文艺战士。这些北京富连成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的到来，使分散在各地的一些知名京剧演员也纷纷加入，战斗剧社平剧队京剧演员阵容逐步壮大。在很短的时间内，战斗剧社平剧队演出的京剧《霸王别姬》《清风寨》和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等轰动了整个张家口。解放区的老百姓说：“我们在家门口能看到这样阵容的专业演出，还真不多见！”同时，晋绥平剧院也在晋西北的兴县胡家沟成立。随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时，剧团为了配合作战，曾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鼓舞了战斗的士气。

1947年底，晋绥平剧院接到上级命令，要赶赴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总部演出。接到任务后，演员们个个精神抖擞，能为首长演出，他们都深感荣幸。他们背着背包，拉着戏装道具，从晋西北的兴县出发，一路边走边演，慰问部队，日夜兼程。演员们团结一致，互相照顾，克服重重困难，经过百余里长途行军，终于顺利到达杨家沟。

顾不上休息，演员们很快有序投入到紧张的布置舞台、化妆等准备工作中。舞台设在山坡上的一块平地上，对面是两大排窑洞。一排窑洞前搭的是木板舞台，演员化妆、穿服装在后面窑洞里，看戏的观众在对面的一排窑洞里。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在窑洞内由贺龙司令员陪同观看演出。

1948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晋绥平剧院又整体调往延安。到达延安后，剧院被命名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区平（京）剧院”。为配合战事，剧院陆续创排和改编演出《丹梁桥》《伯夷叔齐》等戏。晋绥平剧院这支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文艺队伍，经历两年的战斗洗礼，为解放战争宣传党的政策、传播艺术火种发挥了积极作用。

几个月后，根据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平剧院领导作出决定，委派张元奎、孙秋田赴临汾，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京剧团接收到延安。这个剧团原名叫“英武京剧团”，之前是国民党黄樵松的剧团，临汾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人民剧社”。这个团的主要演员有陈富康，他是北京富连成科班“富”

字辈的，能教、能排、能演，威望比较高。还有白少亭、石月明（汪派老生）、张菊蓉（旦角）、郭宏华（花脸）、郭昆山（教员）、宋德泉（鼓师）、张占元（武花脸）、刘飞云（武生），都是名角儿。他们到达临汾后，部队用两个月时间对该剧社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并对他们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终于，在1949年4月上旬，该剧社的演员和家属共50余人，带着剧社的所有家当，乘着13辆大马车离开临汾。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这个剧团的演员顺利抵达延安。

1949年，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5月份西安解放。平剧院又进行了一次大迁徙。7月初，剧院进入西安，被命名为“西北军区平剧院”。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照贺龙司令员“西北需要人才，京剧要发展”

的指示精神，西北军区平剧院在北平又招收一批学生，成立西北戏剧学校。

学校聘请老京剧艺术家梁花农担任校长，并聘请一批名教师任教。他们是陈丽芳（程派旦角）、陈世鼐（梅派青衣）、李盛荫（老生）、朱盛富（武旦）、刘博阳（武生）、薛广福、唐长利（花脸）、吴宝亭（京胡）、李善卿（乐队）、邢德月（武功教员）、梁先庆（小生、青衣，梁花农之子）。

这批学生有一部分是原北京各科班的学生，如刘元鹏、孟元伟、李韵章、叶庆先系富连成科班；舒茂林、梁文启系天津稽古社；金玉恒系中华戏曲学校“玉”字班；谭喜寿、茹绍魁、曹长宝、陈玉贤、沈志广、张滨江、李铁钢系荣春社科班；陈玉英系四维剧校科班；谷春才系鸣春社科班。

另外，还有叶盛富、靳志明、李少奎、舒少斌、白春培、刘克勤、张元志、钱振国、钱振义、梁加禾、李业德、梁建国、阎宝俊、李秀惠、李淑华、苏联生、苏联义、刘学忠、田文辉、陈文良、郁文成等。也是那个时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高徒王和霖，和出身于梨园世家，擅演青衣、花旦的李蓉芳夫妇的加盟，既充实了剧团的演出力量，又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这时，京剧院除演出一些传统剧目《四进士》《霸王别姬》《红娘》《取金陵》《群英会》外，还经常演出《武大郎之死》《红娘子》《北京四十天》等剧目。

1950年，贺龙率西北野战军一部挺进大西南，西北军区平剧院随之也抵达重庆，被命名为“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为了更好地培养接班人，正式成立院领导下的实验剧校，张一然兼校长，王宪周任副校长，刘长龄任指导。由于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训练的同时，还加强了文化课的学习。他们边学习边实践，经常到部队、工厂、农村进行演出，还将一批学习好、业务强的学生输送到云南国防京剧团和贵州京剧团。大部分学生随团调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虽然只有两年多，但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声望极高，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久负盛名的京剧人才先后加入该团。至此，这个全军级别最高的京剧团，拥有了李鸣盛、谭元寿、梁慧超、李丽芳、童葆苓、盖玉亭、郭元汾、班世超、蔡宝华、李荣安、赵金蓉、曹立新、郭金光、俞鉴、谭世英、张正武、高韵笙、刘顺奎、戴万武、郑菊奎、刘金声、徐鸣远、阎韵喜、高玉秋、白元杰、赵鸣飞、蒋士英、朱玉安等各个行当的名家名角。刘松超、王天柱、高长清、王晓棠、石铁梁、王志怡、萧玉华、金玉春、刘丽芳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也纷纷加入。乐队的一些琴师和鼓师，也都是享誉梨园的名家，如文场的“京胡圣手”杨宝忠、“月琴大王”罗万金，武场人称“马氏三雄”的马玉山、马玉芳、马玉河和鼓师王敏等。

编导、教师队伍实力也非常雄厚，如艺贯中西的导演、梅兰芳的弟子刘元彤，文坛奇才、笔名“还珠楼主”的编剧李寿民，姜妙香的弟子秦志扬，著名梅派琴师兼教师苏盛琴，以及武戏总教练樊富顺等。

京剧团是军队的艺术团体，所以每个团员既是演员也是战士。不仅要求他们艺术精湛，还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许多演员来自松散流动的旧戏班，或多或少染有自由散漫的习气，因而改变他们的生活作风和树立军人形象便是首要一课。为此，老师要求他们一切从头做起。每天清晨5点起床列队跑操，作息要整齐划一；外出军容风纪须严整，着装不能我行我素；演出前要列队点名，集合要争分夺秒……经过严格训练，这些队员的行为大有改观，良好的作风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演出前，大家齐心协力一起装台，没有任何人误场；演出中，武戏演员一下场，大家赶快帮他们打水擦背；演出后，乐队要在台口敲锣打鼓欢送观众。

不管是主演还是龙套，最后都争先恐后地清扫场地。

1951年，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按照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先后三次奔赴康藏高原慰问筑路部队。第一次是去慰问打通雀儿山的工兵八团。雀儿山即坡陡路窄、山势险峻的“二郎山”。第二次进康藏是1954年1月，还是慰问筑路部队。1954年9月26日，西南军区政治部又下达第三次去康藏的命令。这次演出任务是慰问参加康藏公路全线通车典礼的筑路部队。

主要剧目有《野猪林》《三打祝家庄》《三岔口》等。在三年多的日子里，这些演员三次进入康藏高原慰问筑路部队官兵，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进入西藏演出的京剧团；第一个在最高点（海拔5000米以上）演出的剧团。演员们牢记贺龙司令员的谆谆告诫，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慰问他们。这些革命文艺战士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以实际行动验证了他们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当他们从西藏返回重庆后，再次受到西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自1946年10月晋绥平剧院成立以来，剧院创作演出了《丹梁桥》《嵩山星火》《陌上恨》《红娘子》《北京四十天》《武大郎之死》《祝英台》《夜明珠》《平地风波》等十多个剧本。这支革命文艺队伍自成立起，便一直以战斗的姿态进行紧张工作，转战于各战场。仅1954年就演出340多场。在西南的5年中，演员们演出1530余场戏，观众达到1123500余人次。他们对党忠诚，和部队有着深厚感情。这些人以集体化、战斗化的军事管理严格要求自己，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取得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1955年，西南行政区和西南军区撤销。7月，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与总政京剧团（原系聂凤智司令员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所属平剧团，后来与张爱萍司令员领导下的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进驻杭州，更名为“浙江警备区政治部文工团”，并与浙江军区京剧团合并）合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

1955年11月7日，根据建军原则，总政京剧团被撤编，全团转业退役，移交给地方。当时贺龙十分关心京剧团，在他的关怀和提议下，经总政治部和文化部商定，将总政京剧团调入中国京剧院成为第四团。当天下午，中国京剧院所属三个团和总政京剧团在人民剧场召开大会，由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主持会议，宣读了总政治部和文化部的命令。总政京剧团由中国京剧院负责接管，并宣布中国京剧院党委决定，总政京剧团正式成为中国京剧院四团，任命石天为四团团长，贺进禄为副团长，王宪周为政治助理，孙秋田为行政助理，李永华为业务助理。这就是京剧界赫赫有名的“老四团”。

哪里有部队，剧团就在哪里；哪里工作需要，剧团就在哪里。在此期间，“老四团”曾以8个月的时间，深入福建前线以及浙东前线慰问日夜守卫海防站的海军战士。有的岛屿只驻有一个班，为了执行保卫祖国领海的任务，战士们不能集中到其他岛上和部队一道看戏。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个战士，但为了慰问可爱的英雄解放军，演员们仍旧坚持把戏送到这个小岛上。有的岛屿距敌岛只有三海里，通过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的防御工事。尽管有着一定的危险，加之敌人的飞机还常来打援，白天不能活动，可演员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到那里去为战士们演出。

深入前线慰问演出，对所有的演员也是一次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除了为官兵服务外，演员们还适当对外公演。在上海的一次短期公演后，上海市文化局、文联、剧协及艺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异口同声地评价道：“四团虽没有一流的演员，却有一流的演出！”

1956年1月，中国京剧院四团接到总政治部和文化部的命令，要赶赴青岛、上海两个海军基地及其所属的几个海岛进行慰问演出。一支90多人的慰问团很快组成了，由石天任团长，主要演员有李鸣盛、郭元汾、李丽芳、王吟秋、俞鉴、李蓉芳、王和霖、李荣安、殷元和、张元奎、郭金光、刘松超、王天柱、徐鸣远、金玉恒、李多芬等。剧目有《失·空·斩》《四郎探母》《秋江》《玉堂春》《锁麟囊》《荒山泪》《乾元山》《雁荡山》《三家店》《文昭关》《霸王别姬》等。历时1个多月，演出70余场，受到广大海军官兵的赞誉。

1956年9月中旬，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三周年之际，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来到中国京剧院四团，宣布了总政治部和文化部的命令，派艺术团赴朝鲜慰问演出。艺术团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和中国京剧院四团联合组成。战友歌舞团主要演员有马国光、马玉涛等，中国京剧院四团主要演员有李鸣盛、李丽芳、俞鉴、班世超、殷元和、张元奎、李荣安等。

1957年，“老四团”评级以后，演员们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觉悟迅速提高，都觉得国家经济并不富裕，应该多做工作少拿报酬，于是全团演奏员主动要求降薪降级。由于长期在部队生活锻炼，全体演职人员都被培养出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养成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上台是演员，下台是战士；白天背起背包行军，宿营后就做群众工作，扫地、挑水、做农活，宣传党的政策。

为尽快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央决定派一支服从命令、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艺术精湛的队伍，代表中国进行对外文化交流，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以中国京剧院四团为主组成的中国艺术代表团，挑起了对外文化交流任务的重担。

自1954年下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京剧院四团的很多演职人员曾7次出国，先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中国艺术团去过越南、朝鲜、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还对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新西兰等国家进行过访问演出。在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京剧《闹龙宫》获金奖。

在多次的出国演出中，演员们不仅使京剧艺术在国际上获得很高声誉，在外国观众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在遵守出国纪律、与兄弟团体的合作等方面都得到赞誉。不论时间多久，演员们自始至终都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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