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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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散记（第2页）

波多野真矢介绍了立教大学创办的始末，也谈及了周作人在法政大学预科的情况。最有趣的是，看到了周氏的成绩单，连入学的表格也找到了。作者在文章中，纠正了多处周氏《知堂回想录》的错误，有些考据，亦颇有力，日本学人的细腻、严明，在文章中均可看到。我以为研究文化，这样的史料钩沉，其功德不亚于鸿篇大论，可是长期以来，做这类工作者，却不多见。

周作人因“二战”中的失足，国人对其多是不屑一顾，多年来史料搜索不全，其研究远不及其兄鲁迅。我对周氏有许多矛盾的情感，但暗中喜爱他的文学是确实的。在日本和留学生交谈，不知怎么，都要言及他。留学生对其学识，亦倍加赞叹，以为就研究日本而言，周氏仍是一流的人物，而其文学之美，与鲁迅不相上下。但是不知怎么，留日的学生，很少深入研究周作人，是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错位呢，还是内心有障碍，那就不知道了。

立教大学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在那里看到了创始人威廉姆斯（ChanningMooreWilliams）的铜像和纪念碑。波多野真矢在《周作人与立教大学》中云：一八五八年（安政五年）德川幕府批准签订“安政五国条约”，从而结束了日本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政治。根据条约，欧美国家可以在日本设置“居留地”，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受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就和中国所说的“租界”是一样的了。

在东京的筑地，即现在的明石町一带，即被划为租界，修建起外国公使馆、教堂、医院、学校，成为西洋式建筑林立的外国人街，仿佛老北京的东交民巷似的。

欧美人士随之大量涌入日本。受美国圣公会派遣的传教士威廉姆斯本来是在清朝上海传教，据说他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学会汉语。威廉姆斯这时又赶在日本开国之初抵达长崎，后又到大阪。1873年他来到东京，次年就在筑地的租界创设了“立教学校”，最初只有五名学生。以后他又陆续办起“三一神学校”“立教中学校”“立教女学校”“志成学校”等多所学校和几座教堂，因此在租界有很高声望。

教会学校对东亚的开化，起了很大作用。周作人对此亦不讳言。记不得他在哪篇文章说的了，意思是，中国的白话文，与《圣经》翻译有关。初读此文时，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很是惊讶。但后来想想，也是对的。周作人的希腊文，不就是在教会大学学到的吗？中国人懂得希腊神话，周氏功莫大焉。而这，也有威廉姆斯的劳绩的。

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评价一直不高，日本如何看待他们，没有去问。但看到教会学校在岛国仍有一席之地，遂感叹东洋人的宽厚。日本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大和民族有小气的一面，可他们偏偏保留了西洋的文化之塔。是“脱亚入欧”之心使然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一直不得其解。但就此点，如能写出书来，探讨一下，也有趣味的。

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不得不看看中日的交往。中国人通过日本，了解了西方，这了解的过程，正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可惜，由于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种交往长期中断下来，此后，中国留学生的双脚，便更多地踏上欧美的土地，日本当代的中国人而言，已很是陌生的了。

5。被遗忘的一页

从佐渡岛回到新澙的途中，我和刈间文俊坐在甲板上，突谈起日本的左翼艺术。海面的风很大，轮船在慢慢地行驶着，可我们没有丝毫的冷意，倒是被话题把心里烘得很热。那一次谈及了我对日本左翼文学的兴趣，觉得是个值得研究的题目，可惜，这沉重的一页，在今天快被遗忘了。

我知道日本的左翼文学，是因了小林多喜二的名字。他的译本在中国有多部，名气很大。另外还有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文坛的论战，从日本留学归国者的文字，曾怎样搅动了文坛。

日本的左翼文学运动，对中国影响深远。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胡风等人，都是通过日本而学到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加之小林多喜二的成功，《播种人》杂志的辐射力，日本式的共产主义思潮，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是一种外来的力量，连鲁迅也因此而卷入到文化的争论里，看似中国文人之争，实则隐含着国际化的思潮。这个思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低谷，在时间上，不能算短。

刈间文俊告诉我，战后的日本，左翼思潮一直在知识界颇有市场，至少在电影界，就上映过许多反战、反天皇的片子，在民间很受欢迎。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从日本学者那里了解了这些，新奇之外，心里的感觉是复杂的。

左翼文学，在今天已成了陈旧的名字，有谁还去关注它呢？但是东亚人的文化里，曾流淌着，至今还潜在地规范着人们，但是大家并未察觉。我一直认为，日本的激进文人和中国作家，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俄国知识分子那样的激情，我们是没有的。这原因一方面是我们都是东方人，知道封建的压迫是怎样的严重；另一方面呢，没有基督的神谕，精神很人间化。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就和高尔基的《母亲》不同，韵律是有差异的。藏原惟人和瞿秋白有一些接近，但他们的气质又别于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东方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抗，有很强的现实感，精神背后很少有玄学的力量。但他们对人间的关怀，有一种暖意，现在偶读这些人的书，是可以感受此点的。

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左翼文人的书，才知道中国激进作家，和他们在心理上，距离那么贴近。片上伸的《“否定”的文学》、青野季吉的《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很能代表日本文人的冲动感，这感受在阿英、冯乃超、成仿吾、李初梨等人身上，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到。且看片上伸在《“否定”

的文学》里自白：

否定是力。

委实，较之温的肯定，否定是远有着深而强的力。

否定之力的发现，是生命正在动弹的证据，否定真会生发那紧要的东西，否定真会养成那紧要的东西。

有否定而表现自己。有否定而心泉流动。有否定而自己看出活路。

片上伸的观点，是在介绍俄国文学时阐释出来的，很带批评家的色彩。日本文人的冲动，和本民族的传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冲动从外表上看，乃俄国精神使然。他们最初接受了苏维埃精神的启迪，又把这启迪传入中国，在文化交流上，起到了桥梁作用。难怪日本青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那么欢欣鼓舞，他们内心的情感，和中国大陆，确有一定的联系。

东亚诸国，为什么会产生左翼运动？对此的解释，已经很多了。说起来很有意思，左翼运动，一般都与文学有关。韩国的作家中，左派情结很重。日本著名的左翼人士，有许多以文学为业。人们之所以卷入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与西学东渐和资本主义压迫有关。资本主义方式进入东方，首先导致了旧的文化的倾斜，人民一方面沦为资本家的奴隶，另一方面，又承受着传统惯性的压力。有学识的和有良知的知识者，用文字喊出了他们的心声，寻找精神的平等、自由，正是东亚知识分子的共有的东西，今天来看那一段历史，固然有众多稚气的因素，但那种在强权下反抗的气魄，无论如何，都是动人的。左翼文人在文化上对主奴关系的反抗，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抗，有许多可研究的内容，我们今天读了，仍有感人的一面。我们看一看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的文字，能够嗅出早期左翼学者的锐气，他们在物欲泛滥之中，力保人格独立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已不多见了。东方的反压迫者艺术，在粗糙、稚气里，透着人间的本色。我们在那些用血写下的文章里，确可以看到迷人的色泽。和那些仅醉情于小我，与享乐的文人比，这些文字更执着，更让人发现心灵特有的存在。

刈间文俊和我长时间地谈论过左翼文艺的话题，好像内中有不尽的情思。刈间文俊说，他年轻时向往过共产主义，来过北京。后来中国的巨变，使他对左翼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但中国的百姓，对这样的文人，知之甚少。似乎日本人，都是右翼似的。左翼文化，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中国的今天，不正是在这历史的延续中吗？

现在的青年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大抵已将红色风景忘却了。红色文化，后来造成了社会的悲剧，已成了灰色的谈资。

每每想起它，我就百感交集，一时不知说些什么。我曾那么深深地憎恶暴力，但细想一下，暴力正是暴力的结果。东亚的无产者文艺，恰是黑暗年代的产物。我们对它的成败得失，认识得不够。重新打量它，或许于民于国，是有利的。冷漠了那段历史，其实就漠视了今天。新左派的一些观点，常常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思潮吻合，在今天已形成了新的力量，在未来的生活里，谁敢说不能掀起新的浪潮呢？

6。长崎一日

亚洲人对欧美诸国的记忆都很复杂。中国有过义和团运动，日本曾镇压过天主教信徒，血的流淌还记在史学的著作里。前几年遇到几位东洋学者，言及本国的开化史，有着难言之隐，语气背后，感情很是矛盾。西方人进入亚洲，究竟如何评价，殊难定义，这里遇到了价值上的难题。开化的过程，亦是恶的力量冒头的过程，所以怎样看待历史，总有不同的观点。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有时是不能合一的。

我到日本的长崎，看到诸多洋人的纪念馆，便想起了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日本的开化，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不过最初的国民，对洋人的看法并不太好，有时还有一点冲突。可是西洋的文化，毕竟有它的魅力，大浦教堂陈列馆有一段陈列便说明了问题。传教士起初到长崎，是受到重重阻力的，后来政府派兵还镇压过教徒。但是受到了西洋宗教感化的民众，在天主教受到迫害的时候，还暗中坚持着，涌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西洋的感化东方，首先是宗教，那里的精神给我们黄皮肤的人以惊异的感觉。其次大概才是船坚炮利，物质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征服一个民族，首先是征服民众的心，的的确确的。

长崎是个美丽的城市。站在山坡向下望，海港上停满了商船。西方的货物，最早在这里登陆，它在东瀛近代史上，有着不小的意义。我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个公园，叫哥拉巴公园。

这个公园是为纪念几个洋人而建的，处处是洋宅，建筑迥异于日本，一看就是西洋的风格。哥拉巴是个英国商人的名字，日本幕府末期来到长崎。友人介绍说，哥拉巴是为日本的近代化做出贡献的人物。他带来了采矿技术，修建了铁路，后来一直生活在日本，并娶了日本妻子。哥拉巴的故事，在长崎这里变得颇有人情，倒没有与掠夺、殖民入侵等词汇联在一起。日本人的历史记忆，就是这样地带有温情。

殖民入侵与文明东移，是个复杂的问题。哥拉巴是个赚钱高手，还是殉道者呢？日本人纪念他，不因掠夺而愤怒，倒是感激其带来了文明之火。此种气魄，中土的百姓是少见的。在北京，就没有利玛窦纪念馆，上海滩也找不到多少西洋商人的资料馆。

中国的开化始于何时，进程怎样，有哪些人起到关键作用，都一片朦胧。我在哥拉巴公园闲逛的时候，就有一种隐痛，好像被刺伤了什么。正视历史，并不容易。这里的纪念馆，就公开陈列锁国时代歧视洋人的公文，以此反省当年的得失。而我们呢，不仅避讳，且又破坏，连一点有价值的文物也散失掉了。据说日本有一种强人崇拜心理，凡超过自己的，都虚心地学，拜其为师，甚者捧之为英雄。但中国的文人却往往说：我们过去，比他们阔多了，那语气，与阿Q是相差无几的。鲁迅当年，曾讽刺过我们的这些弱点。但这毛病，至今还未能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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