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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上（第1页）

理学

简介

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名。道学，以当时流行称谓、且《宋史》有《道学传》而名。又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许多前贤大儒在评价宋明理学时经常说理学是“儒表佛里”、“阳儒阴释”，因为尽管宋明理学所说的是儒家思想，所使用的是儒家术语，但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所借以建构思想理论体系的，是佛教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理学分两大流派：一称程朱理学，以“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一称心学，以陆九渊、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今人又有三派之说：气本论一派，以张载为代表；理本论一派，以程朱为代表；心本论一派，以陆王为代表。理学各派宗旨各异，对“本体论”、“自然哲学”、“心性伦理”和“政教方案”等方面的研究也各有侧重。理学，则概括了宋元明理学之共总特点。没有佛教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也不是纯儒学，而是融合了佛教后的儒学。

义理

宋明六百年理学之发展，世人称之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之“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理论或义理。对其若不中肯定位，即显空泛，而难以抓住其实质，更不能了然其与先秦儒家之关系。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熹、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等大儒，长期研读佛教，虽以“辟佛”标榜，却饱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宋明道学乃是儒佛会通的结果。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受佛教哲学的巨大影响，是学界所公认的。但这种影响，不能归结为只是佛教的个别派别。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语录》卷二十九）。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宋明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此宗教非西方拜神之宗教，乃是宗本性或本心之教化之宗教也。）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

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

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在西方，康德只建立了“道德的神学”，他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宋明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宋明道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所以说宋明道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宋明理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宋明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

道德天理

起源于两宋，盛行于元朝、明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是中国古代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特别是批判佛教、道教的直接产物。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很长，社会影响很大，讨论的问题也十分广泛。

理学至高神

理学至高神是礼乐文明中祭祀的上帝又称皇天、天理，上帝人间代表是君（历代天子）、师（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朱子朱熹）。史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书籍是《尚书》和《诗经》。《礼记》里也多次提到上帝。《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汤誓》：“王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礼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昊天上帝（来自《尚书》）或皇天上帝（北京故宫供奉的牌匾）是上天、天帝、天父（与“地母”相对）、皇天（与“后土”相对）、老天爷等的正式称谓。上帝在中文的本意为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自古就在儒教文献中出现。东汉大儒郑玄声称“上帝者，天之别名。宋朝理学派大儒朱熹认为，“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儒教祭祀与周易六爻则是宗教心理活动的体现。

道德神学的意思是由道德入手来建立的神学。就是说我并不是先去预设有个上帝在，然后上帝创造了道德，上帝规定了道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先有上帝，后有道德，这个叫“神学伦理学”。道德神学是反过来的，我先承认人是有道德的，然后这个道德从哪来？我只能推测它来自于上帝（天理），所以说是由道德入手来建立的神学。

理学起源

宋初三先生

胡瑗、孙复、石介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而北宋中期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从而为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主张把儒家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据；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作论证；石介倡言“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们的思想揭开了理学的序幕。

北宋五子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理学奠基者。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后人称其为濂溪先生。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等。

周敦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其《太极图说》提出一个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认为“诚”是由“太极”派生出来的阳气的体现，是“纯粹至善”的，因而以“诚”为内容的人类本然之性亦是完善的。他宣传“诚”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进而提出“主静”、“无欲”的道德修养论，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学习和修养，能够“自易其恶，恢复善性，”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不违背封建的仁义礼智。其学以“主静”为圣人之道，此主静之说，实取于佛教之禅定。他提出的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

张载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理学奠基者，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其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主要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横渠易说》、《文集》等。熙宁三年张载因其弟张戬反对新法，得罪王安石，深感不安，辞官回乡，隐居横渠。隐居横渠期间，是张载治学上最有成就的时期。张载自述其志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间，不仅加深研读《六经》，而且还把自己一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整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集其思想之精华的《正蒙》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对理学发展和完成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