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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下（第1页）

土地

西夏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所有

皇帝代表国家除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贵族和官僚所有

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西夏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

寺院所有

西夏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

农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西夏存在有个体小衣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

赋税

西夏赋税可区分为田赋、牲畜税和工商税三种。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西夏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

人口

西夏人口史无记载，今人对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有关西夏建国之初军队防务兵力配备数目中推定的。多数研究者则是从西夏诸路驻兵的总数五十余万上再加“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总共六十九点五万，或共约七十万。这是以西夏常备军数来推断西夏人口数。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按“适令壮丁”即适合当兵的人一般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计，若兵员五十余万到七十余万，人口数当是二百万至三百万左右。

文化

文字

西夏立国前夕，夏景宗为了建议属于本国的语言，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创建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行，又称“国书”或“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六书构造，但笔画比汉字繁多。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创制后，广泛运用在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镌刻碑文，铸造钱币、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翻译汉文典籍与佛教经典等。为了翻译汉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所撰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本书目的在于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现今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

儒学

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帝王莫不学习与模仿汉制。例如李继迁时“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除了崇儒尚文，还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学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出现盛况。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以博学多才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以重视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西夏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夏崇宗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

礼仪

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宋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昊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

文学

西夏崇尚汉文化，但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大多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比较有名的有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大颂诗》。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其中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被西夏学学者用来研究党项历史源起。另外还有赞美重建太学的《新修太学歌》，具有宫廷诗的风格。夏崇宗重视文学，本人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种面向、并涉及百姓生产、风俗与宗教等内容。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由西夏人梁德养于1176年初边、1187年由王仁持补编，共有364条，[72]其内容有“谚语不熟不要说话”的记载，“千千诸人”、“万万民庶”都离不开谚语，凸显出谚语对西夏人民的重要性。

史学

西夏皇帝十分重视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斡道冲于李德明时期就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其后代亦同。夏仁宗时设置翰林学士院，命王佥、焦景颜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纂修国史，负责修《李氏实录》。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可惜已失。

宗教

西夏人大致上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在建国之前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党项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区时，就以“天”为崇拜。当党项族迁移到陕北之后，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在建国之后，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自然神。例如夏景宗曾“自诣西凉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党项族还崇尚巫术，并且备受重视。党项族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主要负责驱鬼与占卜。在战争前实行占卜以问吉凶，于战争中经常施行“杀鬼招魂”的巫术。

佛教在1世纪东传凉州刺史部以后，该区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在西夏建国后开始创造自己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西夏是时期兴建大量的佛塔与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额济纳旗黑水城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另外西夏也大力发展敦煌莫高窟。1036年西夏攻灭归义军后，占领瓜州、沙州，领有莫高窟。从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中原文化与畏兀儿、吐鲁番风格。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学和汉学，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传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宁明就是学习道家的辟谷术而死。《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带还有流传景教和伊斯兰教。例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敦煌（唐古忒省）与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兰教徒。

艺术

绘画

在艺术方面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丰富的佛教壁画，具有“绿壁画”的特色。此外在雕塑、音乐与舞蹈方面都独特之处。[84]西夏的艺术文化十分多元且丰富，在绘画、书法、雕刻、舞蹈与音乐都有成就。绘画方面，以佛教绘画流传至今，主要呈现在石窟与寺庙壁画等，现今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最为丰富。早期学习北宋风格，后来受回鹘佛教与吐蕃藏传佛教的壁画艺术的影响，最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线条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独具风格的冷色调的“绿壁画”。绘画内容分别有佛教故事与说法、供养菩萨与人像以及洞窟装饰图案等，以《文殊变图》、《普贤变图》、《水月观音图》与《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最为有名。此外，也可在《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内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与《锻铁图》中观察到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木刻版画方面，大多来自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画中，有《文殊图》、《普贤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等等。内容浓抹重彩，色调深沉。而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描绘生动，反映出西夏绘画的深度。

书法

书法在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夏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为时人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