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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中兴（第2页）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粮食宏观控制

同时，王国光出任户部尚书后，立即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当时，明朝人口不断增长，边疆战事不断，内地也时有农民起义爆发，因此管好粮仓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为缓解矛盾，王国光对粮食精打细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对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国光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各条辑成《万历会计录》。这部被神宗赞许为“留心国计”的专集，后来成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的理论依据，乃至成为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

治理水利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4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

文化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的时代，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因为没有了政府的监管，所以百姓的言论自由也空前高涨，只要是大众喜欢的、有市场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核，各种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拔出地面，可谓是“百家争鸣”。

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等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还有李贽等大思想家，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戏剧家汤显祖等，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改革学校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

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

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从而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思想解放

在思想方面，出现了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他对男尊女卑、社会腐败、假道学等都大加批判，可见当时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对社会现象的审视程度不逊当今。

科技著作

李时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纲目》也是出版于万历年间，由于它的科学性，系统性，科学性流传至今，为现代医学所认可采用，可见当时中医药学原理、实践之发达程度了。

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当时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以及宋应星自己的组织生产经验和科学见解，此书传到日本后，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

戏曲成就

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年）创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观和强烈的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汤显祖被称为当“东方的莎士比亚”。

影响

在张居正领导下的改革，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使明朝军事振兴，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达1300万石，可支用十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每下愈况的明王朝日见转机，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10]

轶事

在博罗的葫芦岭下集中建造一个庵群，应当得益于万历中兴，即1572年以后。还有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明清时期的佛塔，大多都建于万历期间。如：德庆三元塔，万历二十七年（即1599年）；宜黄县三元塔，万历5年；广州莲花塔，万历四十年；湛江登云塔，万历四十三年；罗定文塔，万历三十九年；中山阜峰文塔，万历三十六年；惠州文星塔，万历二十三年；龙门县水西塔，万历三十二年等。而最令人惊异的是，博罗邑人一直以为“博罗特色”的，集博罗8座庵名于一身的水月庵联：“秋水洗白衣，脚踏青莲归净土；红花开宝所，影随西竺过金湖”，竟是一副唐代贞观古联。原挂武汉妻隐寺（又叫水月庵，现栖隐寺）。换一句话说，博罗8庵的名字，全来自水月庵古联。是先有联而后有庵。这更坐实了博罗庵群同产生于万历年间的推想。

评价

历史学家黄仁宇评价：总的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

“万历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非凡。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党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