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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战争 上（第1页）

万历朝鲜战争

名称

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所以中国称为万历朝鲜战争、万历抗倭援朝、朝鲜之役，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还因1592年是壬辰年，朝鲜半岛将其称之为壬辰倭乱，第二次称为丁酉再乱，或将两次合称为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天皇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年改年号为文禄，日本称为文禄之役，第二次称为庆长之役，或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

战争背景

明朝方面

16世纪中叶，明王朝已统治中国两百年。这一时期的明朝一度面临内部财政危机、外部“南倭北虏”的困境。隆庆以来，在高拱、张居正等人的主持下，明朝实施了考成法、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等改革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财政收入。1581年（明万历九年）的户部尚书张学颜曾言：“正供所输太仓，有九年之积，自国初至今，未有积贮如是充裕者。”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倭寇的平息和北方“俺答封贡”的实现也为明朝赢得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唯有尚未服从明朝的左翼蒙古（察哈尔、内喀尔喀等部，明朝称为土蛮、炒花等部）以及新兴的女真王杲、王兀堂对辽东造成一定困扰，但在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镇守下未成大患，王杲、阿台父子及王兀堂的势力也相继被消灭。不仅如此，明军还在抵抗“南倭北虏”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作战经验，对虎蹲炮、大将军炮、灭虏炮、佛郎机等火器的运用也愈发熟练，诞生了以《纪效新书》为代表的新式兵法，兵学出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总之，明朝在万历初年呈现国富兵强、蒸蒸日上之局面，故这一时期被称为“万历中兴”。

1582年（明万历十年），俺答和张居正相继去世，明神宗亲政，这导致明朝内外局面都发生改变。张居正死后受到清算，继任首辅张四维、申时行没有延续其改革路线，为政以宽纵协调为主，造成“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而明神宗从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后深居简出，很少上朝，又发生国本之争，导致朝局不安，埋下日后东林党争的种子。就外部而言，俺答的继承者扯力克难以约束部众，西北河套、大小松山、青海一带的蒙古部落（即明朝所谓的“套寇”“松寇”“海寇”）又开始侵扰明朝，再加上依旧活跃于辽东塞外的土蛮等部和西南蠢蠢欲动的土司杨应龙与侵扰云南的缅甸等势力，明朝的边患又有所加剧，国计民生也受到影响。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内阁首辅王家屏就指出了这种困境：“套虏蠭屯于陕，土蛮猖獗于辽，贡市诸夷复虎啖狼贪于宣、大，虚内以事外，内已虚矣，而外患未休；竭民以供军，民已穷矣，而军饷积缺。明朝的掘墓人之一努尔哈赤也正是在此时逐渐坐大。不过，即使冒出了这些危机的苗头，但到万历朝鲜战争爆发时为止，离张居正去世也只有10年，“万历中兴”所积累的家底尚未耗尽。明朝的国力依然支撑得起大规模战争，因此也就有了16世纪90年代的所谓“万历三大征”的战果。

日本方面

日本早在12世纪末便进入武家时代，公家（朝廷）日渐式微，武士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继登场。作为实质性中央政府的幕府通过任命守护或守护代的形式来控制地方，但这种格局随着1467年（日本应仁元年）应仁之乱的爆发而被打破，日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原来由幕府任命的守护（守护大名）转换为割据自立的战国大名（即“大名领国制”），互相争雄，下克上盛行，社会秩序大乱。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来的火器尤其是铁炮得到广泛运用，使日本武士的整体战斗力有较大提升。善于运用铁炮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在战国群雄中脱颖而出，在1568年（日本永禄十一年）上洛，1573年（日本天正元年）废除室町幕府，1575年（日本天正五年）的长篠之战中充分运用铁炮击溃最大对手武田信玄，1576年（日本天正四年）迁至安土城，开启了安土桃山时代。尽管织田信长在1582年（日本天正十年）被家臣明智光秀逼死，但由足轻众起家的丰臣秀吉（羽柴秀吉）继承了他的事业，四处征伐，成为关白（后退为太阁），到1590年（日本天正十八年）在小田原合战中平定了关东的北条氏、实行奥州仕置，从形式上实现了日本的统一。

尽管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但大名领国制继续存在，许多大名并未被消灭，只是臣服于他，仍保留自己的石高、家臣团和军队。在这种局面下，丰臣秀吉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身权力、重建社会秩序并加强对诸大名的控制的举措，代表性的举措就是太阁检地、惣无事令与刀狩令。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动员诸大名去征服全世界，而第一个目标就是征服中国明朝。由于当时东亚宗藩体系的松动（参见本目录下“东亚关系”的部分），丰臣秀吉没把明朝放在眼里，将明朝轻视为“处女”，而日本是尚武的“弓箭之国”，必能战胜大明这种文弱的“长袖之国”，又说“汉土专文书保世，和国以弓箭治国”。他先后给琉球、印度果阿、“高山国”、吕宋（西属菲律宾）等都发送了要求臣服入贡的国书，在这些国书中无不宣称日本是神国、夸耀自己统一日本的功绩，并且毫不掩饰自己要征服明朝的野心。而要直取明都北京，最便捷的道路无疑是借道朝鲜进入辽东，再入山海关。丰臣秀吉为此与朝鲜展开交涉，直至发动战争。

朝鲜方面

在当时的东亚三国中，朝鲜是相对而言最和平的国家。到日本入侵朝鲜为止，朝鲜王朝已开国整整二百年，在前一百年有数次针对女真和对马岛的战争，规模最大者也不过1491年（明弘治四年）对兀狄哈（野人女真）的讨伐（出兵20000人）。[24]后一百年则不曾有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在边境同女真人的偶发冲突以及倭寇的低烈度骚扰（三浦倭乱、蛇梁倭变、乙卯倭变等）。正因为如此，朝鲜也是当时东亚三国中战斗经验最少、武器更新换代最慢的国家，从而造成了武备极度松弛的状态，正所谓“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25]，整个社会也弥漫重文轻武的风气，庆尚道一带更是“人有子兄弟，一子能文，则坐于堂上；一子业武，则坐于庭中，如视奴隶”，因此朝鲜宣祖将朝鲜军事的脆弱归咎于庆尚道的这种风气带坏了朝鲜。[26]除了武备不修，兵源匮乏也是困扰朝鲜的难题。朝鲜的军制也陷入瓦解的状态。朝鲜王朝本来实行的是类似中国府兵制的兵农一致的军事体制，以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管理全国良民，轮番服役。到了16世纪，这种军制弊端丛生，许多良民不愿服役，许多人通过缴纳布匹（当时布和米充当朝鲜的实物货币）来找贱民代替服役，称之为“代立”。由于“代立”价格不断高涨，导致良民逃亡，因此朝廷在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颁布“军籍收布法”，将这种方式合法化，让良民向官府缴纳布匹（即“军布”），免除军役。而地方军也普遍“放军收布”，即遣散来服役的良民，强制收取布匹，从而让将帅中饱私囊，以致“债帅”之讥甚嚣尘上。而且，官府所收的布匹并非专用于雇佣“代立”上，大部分被用作其他经费。就这样，旧军制（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并未建立起新军制（募兵制），造成朝鲜兵源稀缺，几乎没有像样的军队。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女真尼荡介骚扰朝鲜，朝鲜手忙脚乱，一度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忧国防问题，如时任兵曹判书李珥在经筵上向宣祖提出“养兵十万论”，不仅柳成龙当场以“无事养兵即养祸”为由来反驳，而且此时朝鲜积弊已深，难以在短时间内振刷武备。

除了军事上的不堪一击，朝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6世纪前期，朝鲜勋旧、士林两大势力斗争，引发四大士祸，最终以士林得势结束。到了朝鲜宣祖在位时，士林又分化为东人和西人，东人·很快分化为南人和北人，开启了朋党之争，酿成了己丑狱事这种流血事件。在经济上，朝鲜本来就贫穷，加上过重的贡物负担、“防纳”的弊端和军布负担增加等等，引发大量农民逃亡，使朝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在政治、经济状况都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朝鲜社会也逐渐动荡不安，民众对朝鲜王朝身份制度日益不满，“民乱”时有发生，如16世纪60年代的林巨正之乱。当时朝鲜的情形正如一名叫梁千会的生员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土瘠民贫，赋役烦重，农无连岁之稔，民鲜一年之蓄……方今朝廷之上，贪婪堵立，廉耻都丧。在位之臣唯以植党营私、荣身润屋为事，而边将有债帅之讥，守令皆善事之人，上下交征，皆以割剥元元为务。”总之，在日本入侵朝鲜之前，表面和平稳定的朝鲜内部已矛盾丛生、危机四伏。

东亚关系

东亚地区长期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朝贡体系），朝鲜半岛一直是该体系中最重要的藩属国之一，而日本则长期游离于该体系之外。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朝后，试图通过战争来征服日本（元日战争），但以失败告终。明朝开国后，在力求继承元朝的宗藩体系的同时，也试图招谕日本来朝贡。15世纪初，随着朝鲜国王李芳远和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先后获得明朝册封，日、朝两国均加入该体系，但对明朝的依赖情况有很大差异。朝鲜不仅定期遣使朝贡于明，还自觉在国内遵用明朝年号、恪守诸侯法度，标榜“至诚事大”，日本侵朝不久前结束的“宗系辨诬”一案即反映出朝鲜王权的合法性依托于明朝的权威；而日本只是为了在朝贡贸易中获益，由幕府将军代替真正的国主（天皇）接受明朝册封，国内依然用自己的年号、僭越帝制，以“神国”自居（参见神国思想）。因此朝鲜宣祖有朝鲜是中国“孝子”而日本是中国“贼子”之说。[30]日、朝两国之间则在宗藩体系下以对马岛为媒介进行平等往来（朝鲜称为“交邻”），对马岛与朝鲜缔结《癸亥约条（癸亥条约）》，通过与朝鲜的贸易来获取必要物资。东亚三国的这种交往模式使一度猖獗的倭寇现象逐渐消弭，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

15世纪后期，东亚三国在宗藩体系下所维持的平衡状态开始逐渐发生微妙变化。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后，与朝鲜、明朝的官方往来先后中断，逐渐脱离了东亚宗藩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武装走私的倭寇猖獗，尤其在16世纪中期对明朝东南沿海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明朝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平息。朝鲜亦受到对马岛的骚扰（三浦倭乱、蛇梁倭变、乙卯倭变等），但规模不大，并通过《壬申约条》《丁未约条》来限制同对马岛的贸易。与此同时，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商船进入东亚，也让朝贡贸易及其所依托的海禁政策更加松动。日本在东亚三国中接触西方相对较多，并从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南蛮贸易）中获益。天主教（吉利支丹）在日本尤为盛行，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推出“伴天连追放令”来加以管制。因此，16世纪以来东亚国际关系所呈现的这种变化也成为丰臣秀吉敢于挑战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秩序的重要背景。

战争起因

秀吉借道

虽然有野史记载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生前说对他说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但史料中丰臣秀吉最早提到要“入唐”的时间是1585年（日本天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他在写给家臣一柳末安（一柳直末）的文书中有“唐国迄”的字样。此后，在1586年（日本天正十四年）八月五日给安国寺惠琼和黑田孝高等的朱印状以及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十月十三日给诸将的朱印状、十月二十一日给相良宫内大辅的朱印状、1588年（日本天正十六年）正月五日给小早川隆景的朱印状、四月六日谕关东、奥羽诸侯的书状等都有“唐国まて”、“唐国迄”等文字。在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结束九州征伐后，丰臣秀吉在五月二十九日给夫人北政所的信中更有“余生存中必加唐土于我版图”之句。由此可知，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前，他要进攻明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而要灭亡明朝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朝鲜借道，要沟通朝鲜则需要对马岛作为中介。在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征服九州后，丰臣秀吉于六月指示对马岛主宗义调敦促朝鲜国王“参洛”（来京都朝见日本天皇），以示臣服·，否则将出兵讨伐朝鲜。对马岛以丰臣秀吉的口吻写了一道国书，内有“天下归朕一握”之语，并依例请朝鲜派通信使，于九月由家臣柚谷康广（朝鲜称橘康广）带到朝鲜。朝鲜方面打听到的情报是丰臣秀吉（朝鲜及明朝称“平秀吉”）是弑君自立的，不愿与之交往，便借口不辨水路而拒绝派遣通信使。丰臣秀吉闻讯大怒，杀了柚谷康广。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日本天正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致书宗义调之子宗义智，表示如果朝鲜国王不能再今年夏天参洛，他就要派在肥后的家臣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领筑紫国之兵攻打朝鲜。宗义智请求自己先行渡海劝说朝鲜国王，劝让加藤清正、小西行长暂缓出兵。丰臣秀吉同意，于是宗义智率博多圣福寺的僧人景辙玄苏及家老柳川调信等出使朝鲜。六月，宗义智一行抵达朝鲜，谒见朝鲜宣祖，提出派遣通信使的请求。朝鲜方面则要求对马岛先交出几年前曾引导倭寇入侵朝鲜全罗道竹岛一带的奸民，并送回俘虏，宗义智同意，派柳川调信至对马岛，将十多名朝鲜奸民以及三名倭寇头目押赴朝鲜，又送还了先前被倭寇俘获到日本的116名朝鲜人，以表诚意。朝鲜宣祖大喜，于同年十一月派正使黄允吉、副使金诚一携国书出使日本。

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日本天正十八年）三月六日，宗义智带领朝鲜通信使东渡日本。七月二十一日，一抵达日本京都，其时丰臣秀吉正在收尾他统一日本的最后一战——小田原之战，九月一日从关东回到京都，十一月初七日在聚乐第接见朝鲜通信使。他在宴会上抱着自己的爱子鹤松嬉笑，显得十分无礼。其后又给了朝鲜答书，在信中称朝鲜国王为“阁下”，称通信使来日是“入朝”，礼物是“方物”，不仅炫耀自己统一日本的“大业”，更提到“本朝开辟以来，朝廷盛事，洛阳（京都）壮丽，莫如此日也。夫人生于世也，虽历长生，古来不满百年焉。郁郁久居此？予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而入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许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愿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直言不讳地要求朝鲜借道供日本侵略明朝。翌年正月，朝鲜通信使在对马岛的护送下回到朝鲜，同时宗氏致信朝鲜，提出日本借道朝鲜入侵明朝，并要求朝鲜作为日军的向导。六月，宗义智亲自来到朝鲜釜山，对朝鲜地方官表示：“关白欲攻大明，贵国地方当骚扰。贵国若能报明国，使讲和通好，可以免患。”

各方因应

朝鲜并未对日本的借道要求作出任何答复，而是在判断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如何，以及苦恼如何将此消息转告明朝，因为朝鲜君臣担心的是明朝得知朝鲜私自与日本交往会怪罪下来，进而怀疑朝鲜与日本合谋侵明。而这种问题又牵涉到党争，归来的正使黄允吉（西人）判断“必有兵祸”，并评价丰臣秀吉“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金诚一（东人）则说：“其目如鼠，不足畏也。”并谴责黄允吉动摇人心。[39]对于通报明朝的问题，领议政李山海（东人）认为通报明朝会泄露朝鲜私通日本之举，大司宪尹斗寿（西人）则力主不可欺骗上国，必须通报明朝。朝鲜宣祖兼顾双方意见，在应对丰臣秀吉的挑衅的问题上，命令庆尚、全罗、忠清三道修筑城池，整顿器械，防备日军。又接受左议政柳成龙之意见，提拔李舜臣为全罗左水使，加强水师。但朝鲜南部多年没有战事，军民抱怨，效率极低。在通报明朝的问题上，采取从轻奏闻的方法，让祝贺明神宗生日的圣节使金应南假托被掳漂流人之口来报告日本入侵明朝的企图。

就在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上半年朝鲜内部为了丰臣秀吉借道而引发的各种问题争论不休时，琉球国已在同年闰三月向明朝报告了丰臣秀吉来年九月将以朝鲜为向导入侵明朝的消息。先是通过海商陈申等报告福州，但明朝地方官还不信，把他当做日本间谍投入狱中；接着在七月，琉球世子（已即位，尚未册封，对明朝称“世子”）尚宁盖印的咨文正式传到北京，为明神宗所知，这才引起明廷的重视。八月，明朝兵部命辽东都司移咨朝鲜，核实此事是否属实。朝鮮得报，赶紧回咨辩解没有导倭之事，又在十月派韩应寅出使明朝辨诬。与此同时，明朝又从旅日福建人许仪后那里收到了更确切的情报。为应对丰臣秀吉即将入侵的事态，明廷迅速加强东南沿海的海防，并让琉球国继续搜集丰臣秀吉侵明的情报。另一方面，也要求朝鲜联络暹罗、琉球等其他藩属国，准备先发制人，出兵日本。同年冬，朝鲜通过冬至使李裕仁上奏明廷，以自己“短于轮橹，不习下洋为由婉拒了明廷动员诸属国先发制人、出兵日本方案。翌年春，宁夏之役爆发，明朝更无暇顾及朝鲜问题。

丰臣秀吉迟迟没有接到朝鲜的回音，再加上爱子鹤松在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八月五日夭折，他悲痛欲绝，欲通过打仗来发泄，加速了其出兵的步伐。在鹤松夭折第二天，他就招来相国寺的僧人西笑承兑，正式宣布将于来年三月出兵朝鲜。九月二十四日，丰臣秀吉下达了“入唐”的军令，称“朝鲜既遣使归服，师至，勿掳掠。若或改图，岂敢抗前行？至于汉土，文弱成习，不能当我武必矣”，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黑田长政等以九州军作为先锋，毛利辉元及四国军为次队，相继渡海，并建行营于名护屋，自己亲临坐镇，断言“龙虎之将，熊罴之士，飚击而进，电掣而过，战胜攻取，前歌后舞，四百余州（指中原）可指顾而定矣”。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天正二十年、文禄元年）正月初五日，丰臣秀吉将大部分兵力集结在肥前的名护屋，开始部署远征军队，约10万人留守日本，约20万人出征朝鲜，并申明约束军纪，不得扰民。正月十八日，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与宗义智率先渡海至朝鲜，最后确认一次朝鲜是否愿意作为日军“入唐”的向导，要求他们二人在三月内报告消息。但直到三月十三日，小西行长、宗义智还滞留对马岛。丰臣秀吉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令诸将相继渡海，挑起了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

战争经过

第一次交战

日本备战

为了侵朝鲜，丰臣秀吉早在1591年开始进行准备，正月时就已经对各大名下达水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

东起常陆，经南海至四国、九州，北起秋田、坂田至中国，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十万石准备大船两艘。

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十人，乘各国诸大名所建之大船；若有多余，则集中至大阪。

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十万石建大船三艘、中船五艘。所需建造费用，由丰臣秀吉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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