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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战争（第1页）

元日战争

战争背景

元朝（蒙古）方面

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其兵锋席卷欧亚大陆。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代大汗的征战，蒙古已将除南宋和高丽外的东亚大陆其他主要政权和部族全部征服，此外在中亚、西亚和东欧也陆续建立起四大汗国。但是，不习水战是蒙古帝国的短板，因此无法很快征服有江淮作为屏障的南宋和逃至江华岛的高丽。1260年（蒙古中统元年，日本正元二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开始行用“汉法”，以中原皇帝自居，但另一方面亦保持蒙古大汗之特色。他在消灭了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后，继承前四汗征伐四方的事业，继续攻打南宋，并采纳阿术、刘整的建议，重视水军训练，力图弥补蒙古军队的短板。[2]忽必烈即位时，高丽已经归降蒙古（参见词条蒙丽战争），与高丽隔海相望的日本便进入蒙古人的视野，成为忽必烈的下一个征服目标。

日本方面

12世纪以来，日本武士集团崛起，逐渐参与政治斗争，经过源平合战，源氏家族的武士集团取得主导地位。1192年（日本建久三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并在关东之镰仓开创了幕府，是为镰仓幕府，日本的公家时代由此结束，进入了六百多年的武家时代。在武家社会，幕府将军对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头领施“御恩”，而这些“御家人”则要宣誓效忠幕府将军。所谓“御恩”就是将军承认“御家人”土地所有权并授予其新的领地，任命他们为“守护”或者“地头”等官职。与之相应，“御家人”必须服从将军的命令，有战事的时候要出兵打仗，平时担任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等职务进行“奉公”。源赖朝死后，将军的权力受到有实力的御家人的限制，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掌握实权，以“执权”身份成为镰仓幕府的实际主宰者。其后北条义时、北条泰时相继出任执权，于1232年（日本贞永元年）制定《贞永式目》，正式确立武家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另一方面，北条氏在承久之乱中战胜后鸟羽天皇，压制了试图恢复权力的京都朝廷。到北条时宗出任执权时，“得宗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意味着蒙古的对手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武家政权。在外交方面，镰仓幕府延续平安时代的消极外交，除了一些贸易活动和佛教交流外，与大陆的诸王朝断绝政治往来，仅偶尔与高丽交涉海盗处置事宜。在蒙古兴起的时代，一些往来高丽进行贸易的日本人也了解到蒙古和高丽的战局。

双边关系

蒙丽战争期间，有一个叫赵彝（又叫赵蔺如）的高丽进士投奔蒙古。1265年（元至元二年，日本文永二年），赵彝对忽必烈说高丽以东有个日本国，汉唐以来时常朝贡中国，向忽必烈建议通过高丽招谕日本。1266年（元至元三年，日本文永三年）八月，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先至高丽王京，令高丽国王王禃协助招谕日本，并携带以“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开头的国书，该国书以高丽为前例，劝谕日本遣使来蒙古“通问结好，以相亲睦”，最后说“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隐含威胁之意。[3-5]王禃遂派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陪同黑的、殷弘出使日本，他们到了高丽与日本往来的窗口金州（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拆毁了高丽接待对马岛使者的客馆，然后来到巨济岛，只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高丽方面便劝蒙古使者返回，并向忽必烈奏报高丽与日本并无官方往来，还发誓道“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事实上，高丽不仅夸大了去日本的难度，也隐瞒了他们两年前才派洪泞、郭王府（郭预）去过日本的事实。赵彝告诉忽必烈说高丽撒谎，忽必烈大怒，继续派黑的、殷弘督促高丽联络日本，并指责高丽国王“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于是在1267年（元至元四年，日本文永四年）八月初一日，黑的、殷弘再次来到高丽王京。高丽宰相李藏用写信以隋朝和日本的关系为例，想劝黑的放弃通使日本之举，但没能成功。于是王禃只好派起居舍人潘阜假礼部侍郎衔，带着上一年的蒙古国书和高丽写的劝日本归顺的国书奉使日本。潘阜到达日本与大陆往来的窗口——大宰府以后，还让书状官李仁挺给日本写了一道文书，强调他的出使是被蒙古逼迫的不得已之举，请求将国书送到日本执政者那里，以便能向蒙古交差。镇西奉行少贰资能将国书传达于镰仓幕府。镰仓幕府送交京都，京都朝廷决定不回复。日本为之“上下骚然”“万人惊叹”，上皇后嵯峨天皇因此罢停五旬寿宴，镰仓幕府指示关西沿海加强防备。潘阜被挡在大宰府，滞留五个月，“馆待甚薄”，在没有任何回复的情况下，于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七月十八日回到高丽，然后又随孙世贞等贺节日使出使蒙古，报告此行被阻的情况。

忽必烈仍不善罢甘休，于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九月派黑的、殷弘第三次来高丽，王禃派申思佺、陈子厚、潘阜等陪同他们去日本。蒙丽使团共八十多人在1268年（元至元六年，日本文永六年）三月抵达对马岛，日本人拒绝他们入境，双方发生冲突，最后蒙丽使团抓了两个对马岛人塔二郎、弥二郎，途经高丽去燕京。忽必烈对此十分满意，称高丽王和使者“忠节可嘉”，并告知两名对马岛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厚加赏赐，让他们游览燕京万寿山玉殿及城阙，然后于同年秋放回。忽必烈让高丽使者金有成、高柔护送塔二郎、弥二郎回对马岛，并让他们携带要求日本臣服的蒙古中书省牒状及高丽国书。九月，少贰资能将这些文书送至镰仓幕府，随后呈达京都朝廷。十月十七日，京都朝廷决定回复，并命菅原长成起草日本太政官致蒙古中书省的返牒，指责蒙古以“凶器”（战争）相威胁，还自诩日本是所谓“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此外还起草了大宰府致高丽庆尚道按察使的返牒。但镰仓幕府坚持不回复蒙古牒状的强硬路线，所以京都朝廷所拟返牒并未被送出。金有成等滞留多时，无功而返。

战争起因

在1268年（元至元五年，日本文永五年）第一次到达日本的高丽使节潘阜还在日本期间，忽必烈就打算对日本动武，命令高丽“备兵一万、造船一千”，以助蒙古征讨南宋或日本。黑的、金有成两批到达日本的使团出使相继失败后，忽必烈意识到日本“执迷固闭，难以善言开谕”，他对日用兵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至元七年（1270年）十一月，蒙古设置屯田经略司于高丽凤州（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并忻都、史枢为经略使，领兵5000人屯田于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金州，归顺蒙古的高丽人洪茶丘亦率旧领民2000人屯田，以备进攻日本。忽必烈还再次要求高丽准备兵马、战舰、资粮，配合蒙军从海路攻打南宋或日本。与此同时，忽必烈继续派遣使节招谕日本，承担任务的人是在蒙古朝廷任职的女真人赵良弼。忽必烈起初安排他在高丽当屯田经略使，他认为在高丽屯田不合适，屡次推辞，忽必烈就授予他秘书监之头衔，以国信使的身份出使日本。赵良弼及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所带卫兵于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抵达高丽，其后高丽派译语别将徐偁等陪同。九月十九日，一共百余人的使团在日本筑前国今津登陆，双方以武装相待，气氛十分紧张，赵良弼坚持要得到回信，而镰仓幕府也决不妥协。赵良弼的国书副本尽管被迅速递至镰仓幕府，并送到京都朝廷，但最终仍因其中有挑衅性的内容而不作回答。赵良弼所提出的面见幕府将军（惟康亲王，无实权）及国王（龟山天皇，无实权）呈交国书的要求，亦因“蛮夷者参帝阙事无先例”而被拒绝。另一方面，少贰资能通过曾为入宋留学僧的同筑前国姪浜兴德寺禅僧南浦绍明与赵良弼酬唱诗歌，以此来缓和双方关系。赵良弼在日本期间，忽必烈建汉式国号“大元”，此后与日本的往来也开始以“大元”名义进行。至元九年（1272年）正月，赵良弼从对马岛出发，带着所谓日本大宰府守护所的使臣弥四郎等12人（一说26人）回到高丽。他先派自己的副手张铎回大都报告出使情况，自己留在了高丽。日本方面后来称这些使臣是赵良弼找对马岛人冒充的，而忽必烈则怀疑是日本国主以守护所名义派出的，故听从儒臣姚枢、许衡的意见，不准觐见，于三月将其遣还。五月，忽必烈又让张铎传达“令必通好大朝”的国书，不得回复，又派赵良弼第二次出使日本，同样滞留大宰府一段时间后空手而还。此行基本不具备外交意义，而是战前侦察。赵良弼于1273年（元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从高丽回到大都，向忽必烈复命，详细汇报“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他提到日本民俗凶悍、不知礼义、无耕桑之利以及海上交通的不便，得出“勿击便”（最好不要打日本）的结论。忽必烈称赞他“不辱君命”，并听从其建议。不过，忽必烈并不愿意放弃已经紧锣密鼓筹备起来的东征日本计划。1272年（元至元九年，日本文永九年），在讨伐躲在耽罗（今济州岛）的高丽抗蒙势力三别抄时，元朝意外抓到三个熟悉日本的耽罗人。元朝枢密院经过对他们的审讯，不仅“画到图本”，还获悉“日本太宰府等处下船之地，俱可下岸”，估算登陆军队规模为2万至3万。到1273年（元至元十年，日本文永十年）时，襄阳已失守，无需再从海上进攻南宋，所以忽必烈在对高丽的造船要求中不再包含进攻南宋的目标；而盘踞耽罗的三别抄也被消灭，使元朝不再有东征日本的后顾之忧，并获得跨海作战的经验，因此忽必烈并未真正听从赵良弼的建议。在赵良弼复命当年的九月，襄樊之战的宋军战俘被押送大都时，忽必烈就派伯颜宣布赦免他们，并让他们从征日本。忽必烈又派总管察忽于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正月来到高丽，监造战舰300艘，又令洪茶丘监督，从正月十五日开始。高丽王也任命侍中金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枢密院副使许珙为全州道都指挥使，右仆射洪禄遒为罗州道指挥使，又遣大将军罗裕等为诸道部夫使，征集工匠役徒30500余人。为了赶工，金方庆将元朝原定的“蛮样”（南宋船只式样）改成相对落后的“本国船样”（高丽船只式样），获得元朝批准。三月，元朝派一个姓王的总管来高丽，正式命令高丽发兵五千，助征日本。五月，忽必烈将自己的亲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谌，同月，15000名元朝东征官兵进驻高丽，这些军队除了之前提到的南宋战俘外，还包括屯田军、女真军和水军。六月，高丽王派大将军罗裕向元朝报告已造好900艘战船，正待命于金州。八月，元军东征统帅忽敦来到高丽，加发高丽京军458人。另一方面，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也在展开防备元朝的一系列应对措施。1272年（元至元九年，日本文永九年）二月，赵良弼刚走，北条时宗就命九州各国的御家人停止“大番役”，改为“异国警固番役”，轮流去北九州沿岸的筑前、肥前等要害地区执行一定天数的警戒任务。此后不久，镰仓幕府还命令诸国制作并呈报“大田文”，普查全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同时，北条时宗制造“二月骚动”，除掉同父异母的长兄北条时辅及名越时章等人，然后将原由时章兼任的筑后、肥后和大隅三国守护，分赐给了自己的亲信大友赖泰（筑后守护）、安达泰盛（肥后守护）、千叶宗胤（大隅守护），从而加强了对九州地区的控制，以应对元军的进攻。

战争经过

第一次战争

东征规模

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在失期的女真军赶来后，元丽联军终于从合浦（今韩国庆尚南道昌原市马山合浦区）出海，拉开了东征日本的序幕。其指挥官阵容如下表：

所属国

官职

将领名

元朝

都元帅

忽敦（又作忽都）

右副元帅

洪茶丘（洪俊奇）

左副元帅

刘复亨

昭勇大将军

王雍（蒙古名阿剌帖木儿）[49]

不详

忽察、三没合

高丽

东南道都督使、中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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