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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十（第1页）

社会

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先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结构的调整，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换、世俗等级界限的松动，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体现在开科取士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官民身份可以相互转化。

休闲娱乐

娱乐市场是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南宋时期临安休闲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等方面。中晚唐之后，娱乐不再是一种纯粹的休闲放松，而是偏向于以一种消费服务的方式开始发展，并在历代的商业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到处可以见到很多以谋取生计和收获利润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文化娱乐场所。这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或者是代表着娱乐市场从最初的发育走向成熟。当时一些著名的历史文献，例如士人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就对临安城所设立的商业娱乐场所以及相关娱乐活动，都作了详尽并且生动的描写。

“瓦子”“勾栏”等就是临安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性娱乐场所。吴自牧在《梦粱录》里面记载：“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而《武林旧事》还有一卷专门名为《瓦子勾栏》的内容，记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五十多种，瓦子二十三处，每个瓦子又包含若干座“勾栏“。当时北瓦内的勾栏有二十三座。《西湖老人繁胜录》所列举的都城临安有名有姓的瓦舍多达二十五处，数量和规模均远超旧都汴梁，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到晚，全年不歇。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勾栏瓦舍因此成为都城临安娱乐业高度繁荣的象征。

临安瓦舍之于都民的娱乐意义不可小觑。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记录了五花八门的瓦舍艺术，如传学教坊十三部、钧容班、杂扮、杂手艺等。起源于汉朝的傀儡戏就属于杂手艺的一种，在南宋都城临安盛行一时。演出时，瓦舍艺人以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假托傀儡之口，将引人入胜的故事演绎出来，极具观赏性。南宋时期傀儡戏种类之多、技艺之精，是前所未有的。临安瓦舍发挥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为各类傀儡戏提供了集中展示的舞台，也让越来越多的都民领略其中的魅力。勾栏瓦舍，不仅是都民观赏表演的好去处，还是集关扑游戏、饮食买卖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这些专门性的娱乐性场所举行的活动，大大丰富了临安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并满足了市民追求精神享受的要求。

除了最主要的娱乐意义外，临安瓦舍还在无形中承担着教化的功能。譬如在瓦舍中最受欢迎的“说话”艺术，就常常能影响到都民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对于时政的看法，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某些道德观念。其中“小说”以“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为题材。说书人在跌宕起伏的讲解中宣扬劝恶扬善的道义，对于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都民来说，这一方式寓教于乐、易于接受。

衣食住行

衣

南宋人尤其是都城人在衣着方面追赶时髦、追求新颖稀奇，装束常变幻，极尽奢华与标新立异之能事，甚至由此招来服妖非议。南宋直领对襟背子流行，前襟散开，不用衿（用于系住衣襟的小布条）纽系节，谓之“不制衿”。理宗朝“宫妃系前后掩裙而长率地”，名“赶上裙”；梳高髻于顶，日“不走落”；束足纤直，名“快上马”；眼角点粉，名“泪妆”；“剃削童发，必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之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称为“鹁角”。南宋时人服饰样式不断推陈出新，尽管屡有禁令及服妖之讥，但这些并没能阻止南宋服饰创新的脚步。

南宋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盛行，尤其体现在服饰上。根据《宋史》的记载：“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都城临安民间对奢侈饰物的热衷程度已然超过了皇室。冠梳为宋代女性最有特点的头饰，一般用漆纱、金银及珠玉等制成两鬓垂肩式的高冠，然后在冠上插以数把长梳《都城纪胜》说：“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钗环、领抹，极其工巧，古所无也。”服饰及冠饰普遍采用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南宋金银冠饰所用材料有金银、玛瑙、绿松石、琥珀、珍珠、红宝石、玻璃、螺钿等四百八十余件。南宋临安妇女金银冠饰主要由各式簪钗组成，形制多样，技艺成熟，纹样丰富，一反唐代的大气厚重之风，变得细腻与生动，深受世俗欢迎。

另外，宋代妇女在节日期间对于时尚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妇人又为灯毯、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不惟妇女，男子服饰也争相斗艳，“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南宋妓女可以说是一批高消费者，尤其是高级妓女的生活非寻常家庭所能及。如《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载：“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绣。”

南宋时，金统治区的北宋旧民，与异族长期杂居，服饰出现了胡化现象。范成大《揽辔录》记旧地百姓“久习其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南宋统治区也不免受到女真服影响，孝宗乾道年间，据臣僚上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南宋袁说友以为胡服之最要者乃“顺圣紫”、“不到头”、“短统塌顶巾”、“武夫力士插棹篦”等。临安舞女所戴“茸茸狸帽”和所穿“窄窄胡衫”，也是效仿女真装而来。宋金对峙百余年中，民族矛盾虽日趋尖锐激烈，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影响却在不断加深，官府虽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却收效甚微，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食

南宋中后期，临安城百业兴旺，众多的职业选择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给临安的饮食习惯差异化形成了铺垫。在临安城，饮食方面服务业十分发达。《梦粱录》有这样的记述：“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233]。临安城位于江南一带，市民生活所需的食材源于太湖流域的一些地区。例如食米就是由两淮或者两广地区所供应的，不仅量足，品种也是多种多样。

据吴自牧的《梦粱录》，以及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历史文献记载，这座城市在饮食方面的高度发达是临安繁华昌盛景象的标志内容之一。临安城内部的饮食摊位以及店铺分布的密密麻麻，馒头不仅有着荤素两大类型，而荤馅儿的馒头更是有羊肉、鱼肉、虾肉、牛肉等。不同馅儿料的馒头，满足了来自全国各地民众对食物的爱好和选择。在食物的烹饪技巧上，也是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做法。

南宋都城临安地处江南、襟江抱湖，绝佳的地理环境带来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富庶的城市经济，使得都民在“饱腹”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食物的做法和口味。《梦粱录》卷十六言：“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即便家境贫寒，也要做份羹汤下饭；“面食店”条则写道：“杭人侈甚，百端呼索取覆，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爊烧，呼客随意索唤。各卓或三样皆不同名，行菜得之。”从“食客”的角度写了他们点菜时提出各式要求的随心任性之貌，也从侧面体现出面食做工之巧。各种出售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店也不敢怠慢。面食店的用料是“精细乳麸”，肉铺“动器新丽”，就连开浮铺四处流动的小商贩，也“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人耳目”。从口味、手艺，到样式和器皿，都民热情地关注着食物的品质。他们对口腹之欲的追求，是市井生活之趣的生动体现。

北食的大规模传入，给了都民更多的选择空间。《梦粱录》的“分茶酒店”条中记载了多达四百余种食物的名称，其中近一半是北人喜食的各色羹汤、面食和干果。南北交融的都民饮食文化在都城临安的食店、酒肆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临安的茶坊里，“四时卖奇茶异汤”。譬如冬天特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豉汤等，夏天则卖梅花酒、缩脾饮等清热解暑的饮品。这些奇异的茶饮在都城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受到追求新鲜感的都民的欢迎。

住

南宋时期，居住建筑的材料并无较大变化，主要采用土、瓦、木、石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块在当时尚属贵重的建筑材料，多用于墓室、碑刻、桥梁、佛塔的修建。不过，在建筑风格与室内布置格局上，南宋时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梁柱式的建筑风格普及于上下居民，前堂后室廊庑相连的建筑形式得以出现与发展，茶桌、长椅、胡床等新式家具更为室内布置添光加彩，士人屋内更是挂上名人字画以作装饰。就一般居民日常生活而言，居住家具包括有几案、榻、床、桌、椅、箱柜等。其中床、榻多放置在寝屋，桌、椅多放置在厅堂与书屋，“椅”的逐渐使用让南宋人开始改变原有席地而坐的习惯。装潢设计上，“窗牖”、“屏”、“帐”等被广泛运用。“窗牖”是用以通风与照明，于晚间方才“秉烛照之”。而“帐”常用作寝屋床具，在《夷坚志》乙卷六《赵七使》记载的“须臾间，已至牀前，牵帐低语曰：‘莫怕莫怕，我来也’”这段话中可以得见。

南宋时期，人们格外注意居住卫生问题。相比之前人们少浴或不浴的习惯，南宋居民则迥然不同，不仅出生死后沐浴，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沐浴以洁身。居民家中有“浴室”、“浴盆”等，市中亦有“浴肆”，不过也有人会选择“浴溪”的方式。除此之外，居民还会靠洗头、洗足等来保持身心清爽。此点可从吴自牧《梦粱录》中的相关描写得到印证：在《团行》章节中提及浴堂又被称为“香水行”，其中往来客人甚多；在《诸色杂买》章节中提及人们日常生活用品上百种，其中就有脚桶、浴桶等洗浴用具。在另一方面，对卫生问题的注重，实际上是对健康养生的重视，比如“香药”就是一种具有芳香气味的养生药用品。而《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卷十八《果之品》中对香药的具体描述也能说明当时人们对自身的重视。此外，甚至有人为求养生要旨，而“学养生”。

行

南宋的交通在宋室迁都杭州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使得南宋交通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特点。原本以南北交通为干线，逐渐转变为东西交通为干线，从而使得长江水运的作用大为加强，而海外联系则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在交通工具上，马的需求明显增多，舟船出行更加普遍。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车辆达十多种，或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即太平车，不同的仅是牲口数目以四头、两头为多。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车速是比较慢的，适合于负载物货多而不求快速的要求，一时间减去了许多人力的负担。南宋时，平民出行在陆路方面可采用“行脚”、骑马、“跨驴、骡”、乘轿以及马车等方式，但人们常使用骑马与马车出行，条件好的也会选择乘轿，甚至出现了“六荷一轿”的现象。在水路方面，主要采用舟船的形式，因交通重心的改变，使得舟船出行更为普遍，样式也逐渐丰富。有仅容两人的“小艇”，也有能容纳数十人的“大舟”。同时还出现了专业船员，如“篙工”、“柁师”等。此外，《夷坚志》还提到了一种由巨木挖成，只留一孔出入的“无缝船”，可称为一种新样式。

其次，在交通范围上，因北方为敌国所占，故南宋平民出行范围多以南方为主，人们多往来于泉州、明州、杭州、成都等城市。但民众出行国外的现象却有所增多，有的已与“日本国”船舶往来，有的要去“三佛齐”经商，有的则想“再使高丽”，还有的跟人讲述在“占城及真腊两国交界”处遇到的事情。

城市镇化

南宋市镇不仅工商业十分发达，而且在社会形态上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相当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两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呈加速态势，其实质性内涵是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近世经济性城市逐步转变。在此过程中，作为地域性经济中心的城市成批涌现，其中有少数城市开始从传统的消费型城市向近代生产型城市过渡。据此亦可将南宋的城市化称为都市化进程，因为如前所述，南宋城市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城市的商业化。

南宋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膨胀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不仅超迈汉唐，为明清所不及。孝宗乾道年间，杭州城区人口14万人，郊区九县有55万人；到淳祐年间，城区32万人，郊区有76万人；咸淳年间城区人口又增至43万人，郊区124万人。据推算，咸淳年间，临安城内外约有120—130万人。路级治所的城市人口亦有数十万。据叶梦得说，江东路首府建康，南宋初在城内有户籍的居民有17万多，而建康城中以贩夫走卒、流寓游手为数不少。据此估计，建康府城内人口当在20万以上。而镇江当长江、运河航运交通和南北军事之要冲，地位更重要，《嘉定镇江志》称镇江为赋税、军粮和商品转运的枢纽，且有外国商人在此经商。据记载，镇江府治丹徒县的人口，从北宋神宗年间54000余户增加到理宗时的108000余户，增幅约一倍；连长江边上新兴的江口镇也有居民1600余户。镇江市区也日益扩展，城区随着商业和漕运发展从城外南门沿着江南运河两岸向江边发展。

湖北鄂州（武昌）乃长江中游之重镇，到南宋时期也有10万户50万口。知汉阳军黄榦说：“本军城下并汉口共三千家”，而“鄂州人口繁夥，为汉阳三十余倍”。据此推算，鄂州当近10万家。此外，江陵府荆州、隆兴府南昌、兴元府汉中等都是盛极一时、名闻遐迩的繁华城市。南宋初年，陆游入蜀看到的成都府景象是“城中繁雄十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属于中等规模以上的大城市。而泉州在嘉定以前就有10万户，吉州在开禧前有数万家，潭州有12800户，镇江有15900户，抚州有30000余户，温州有“万数千家”，台州、潮州均有1万余户；按每户六口计，这些城市的人口在10万上下，其中吉州、抚州接近20万人。更为关键的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这是衡量特定时期一个社会城市化率的核心指标。宋代的城市人口已从乡村户中分离出来，被称为“坊郭户”，且另行编制户籍，“坊郭户”成了户籍制度的专门术语和法定户籍。有力地说明了宋代城乡分离的行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不仅包括府州县治等城居人口，而且把镇、市居民亦揽入在内，所以有“县坊廓”、“镇坊廓”和“市户”等不同称谓。与乡村地区依据有无田产将民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集团，主户依据田产多少再分成五等不同，城中是依据有无房产划分主客，且分为十等。各地办法不一，有的城镇客户不入十等户；有的按家业物力分等，主客混通编制。大致而言，上等坊廓户包括城居地主、豪贾巨富和行业总首等，中等坊廓户由营运顺利或手艺突出的小康人家组成，下等则包括从市井小民到极贫秀才的各色人等。与此相应的是，在管理体制上，城镇和乡村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行政体制上，城内有厢，城外设镇，分别以巡检使和监镇官为负责官员；在军事编制上，镇市民兵与州县民兵共同构成地方治安队伍，“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在差役负担上，乡村有差徭，而城镇只有科敷。凡此种种，说明宋代的镇市城郭与乡村地区确已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