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列表最新章节_南宋十第2页_中国古代史列表免费阅读_龙神阁作品

天籁小说>中国古代史列表手机访问加入书架章节目录小说详情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南宋十（第2页）

南宋时期城市人口的比重，在北宋基础上有明显上升，但其程度学界却有不同的估计。按台湾学者赵冈、陈钟毅的研究，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朝代，尤其是南宋，城市人口比例从北宋的20，1%上升到22，4%。漆侠估计：“宋代城镇大约聚居二百万以上民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梁庚尧认为：“大部分的城市户口比率可能在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四之间”。日本学者斯波义信通过对福建汀州、庆元府鄞县、江东歙县、浙西镇江府等实例研究，认为“州治所在的县大体上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集中在城市里”，且尚不包括镇以下的坊廓户和短工、游民等。吴松弟认为：“就全南宋地域而言，将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定在12%，或许更合理一些。”葛金芳以为，南宋城市人口的比重有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到南宋中叶，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达到13—14%之间。

两宋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进程，推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移动。商品经济的繁华、城市化行程的加速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上述这些现象，与城市数量激增特别是经济性商业城镇的崛起、城中坊市制的崩溃和农村草市的勃兴、贩运性商业向规模性商业的转化等一道，构成了南宋城市化行程的绚丽风景线。

节庆生活

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岁时节令中的农业性逐渐被冲淡，商业性得到凸显。无论是元旦、中秋等传统节日，还是立春、立冬等重要节气，甚至是崔府君诞辰、四月初八佛生日这样的宗教节日，都因一系列节庆活动的举行衍生出一场又一场商业盛会，加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换，也促进了南宋都城临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在南宋都城临安，元旦受到自上而下的重视。吴自牧言：“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233]不仅禁中举行元旦大朝会，都民的庆祝活动也十分丰富：发放补贴、拜贺新年、身着新衣、歌叫关扑、纵游宴饮等等。其中关扑是以小商品为彩头的赌戏，流传甚广并深受宋人喜爱，在元旦、冬至与寒食等盛大节日中尤其流行。《梦粱录》卷一“正月”条还将民间关扑的货物一一罗列，烘托出新年的欢乐气氛。

南宋临安元宵节的娱乐活动多样，有围绕花灯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元宵节放灯，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述：“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火不绝。”[因为受到地形的限制，部分民居建筑是临水、临山而建，全城就在元宵节这天夜里呈现带状的星星点点灯火。临安每年都很重视搭鳌山，是一项由政府组织的活动，形式与北宋时期大约一致。而且还要推陈出新，体现创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山棚上的彩灯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神仙故事等民间寓意吉祥的美好事物等内容，“山灯凡灯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苏灯为最”。比北宋更进一步的是人物都用机关活动，手工技艺更加精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殿堂梁栋间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当时一派繁华热闹的节日盛况，比北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时期的中秋节是融合赏月、祭月、敬老等习俗。皇宫中设立多处赏月的宴会，京中的品级较高的官员都可以进宫赴宴，吟诗作对，推杯换盏。“禁中是夕有赏月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达官贵人们尽情享乐，“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普通百姓见到“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的美景，“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即使是家境贫寒的人，也在这天饮酒庆祝，“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这是南宋君臣希望太平康乐、全家团圆的美好愿望在民俗上的反映。

会社社团

南宋的结会结社活动是一种具有浓厚汉文化传统的社会活动，有传统习俗、经济互助、秘密宗教团体和佛教社邑各种形式和多种活动内容。按其功能分，各种会社团体可分为秘密性会社、宗教性会社、军事性会社、经济性会社、文化娱乐性会社五个大类。虽然南宋结会结社活动丰富多彩，会社名称五花八门，却不可避免地与非正统社会和正统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领域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

秘密性会社

南宋秘密会社集团又可分为两种组成形式：一为南宋农民起义所利用的秘密会社形式，一为南宋各种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流氓结成的会社。南宋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中不少在起事前是有或严密或松疏的组织的。有的农民起义虽无结会结社之名，而有结会结社之实。至于恶势力、流氓社团也如此，如“业觜社”、“没命社”、“霸王社”等从本质上说，秘密会社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兼及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助，但从实际活动来看，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统治者而言，却是一种反动，带有反朝廷的政治色彩。

建炎四年（1130年）在广东韶（曲江）、惠州（惠阳）爆发的王少八起义（贼党七十余人）；绍兴元年（1131年）在楚州（江苏淮安）爆发的夏宁起义（聚其徒为流）等等。这类小规模的起义，是几个或几十个江湖豪杰，以某种方式，如割牲祭神，歃血为盟而结合在一起，为了自保以及维护小群体的利益，聚众横行，占山为王。嘉定年间出没于山东等地的李全领导的抗金义军，也是先聚众结义，后发展壮大的例子。而且李全等人的聚合较为松散，前后的结聚缺乏连续性。李全在涟水时有一帮结义兄弟，横行无忌。李全离开涟水时，所结同党散去。李全回到淄州，从事屠宰行业时，因其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其周围又聚合了一帮人，这才有后来的“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南宋中后期宋金交界地区多支义军的兴起，是在兵焚遍地，金朝政治、社会、经济破产情况下产生的。民众为自保，为生存，在动乱中，因强有力者的号召而聚集成一个个的小群体，因而李全等人的结合，初期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小集团的经济利益，反映为聚集起来，以流动性的抢掠为生。

南宋秘密会社组织不仅遍布全国，而且种类也相当庞杂。有种与商业行会相近的秘密集团，如私盐贩、私茶贩、私马贩等秘密行帮组织。其中既有首领，又有行规，还有共同的术语，成为特定的社会群体。一方面，这类社会群体以武力形式出现，对宋廷的统治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与官府争利，破坏宋朝政府的专卖制度。所以宋廷往往出动兵力加以剿灭。比如宋朝官府对私盐贩运实行严格控制，并规定“满二十斤者皆坐徒”，为了生计，为了对付官府，私盐贩们不得不结成组织。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往往“持兵器往来”，形成武装走私，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成为武装暴动、起义。南宋规模较大、较著名的盐贩起义就有两起，如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及南宋晚期的晏梦彪起义。而小规模的盐贩暴动则时常发生。

宗教性会社

在南宋，无论是十大夫的谈诗论禅，与僧人相交，渗透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宗教信仰集会活动，还是民间秘密宗教会社所进行的反抗正统社会秩序，进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多以结社结会作为其组织形式。这既可看作是宋代兴盛的结社结会风气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又可视为宗教在宋代进一步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表现。宗教性会社的大量涌现，又会促使宗教更趋社会化。

归纳起来，宋代宗教性会社主要表现出三种形式：一为诗坛兼法会，即士大大与僧人们结成的社团，如僧人主持，上大大参与其事的“白莲社”；二为传统性宗教结社，即以民向佛道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结社，如各种宗教社邑、法会、斋会等；三为秘密宗教结社，即带有秘密性和反叛性的民间宗教信仰，如“弥勒教”、“明教”、“白莲教”等。

军事性会社

南宋长期处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威胁之下，在抵抗外族侵略的过程中，南宋出现了许多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它们为保境抗敌作出了巨大贡献。时人多以“社”来称呼这种组织。这些武装组织成分复杂，其中由民间士绅以其独有的乡里影响力组织的武装，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团体，它既在南宋历史上享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的军事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宋代义社产生于社会失序的战乱年代，所以其组成成分较为复杂。大致上可分为两类，即由乡里领袖组织的土豪武装和武装流动人员组成的游寇集团，后者又可以析分为两类，即宋军被北骑击溃形成的散兵游勇，以及各地民间武装被击溃而形成的武装流民。其中土豪武装由于具备较强的乡里凝聚力，是南宋抗敌的重要力量。在以士农工商为四民之序的南宋，存在许多由士绅领导组织的义社。如周必大就在《省斋文稿》记载了当时江西抚州的邓氏、陆氏、傅氏三个义社。从陆氏被“命充都社”看来，这个家族曾经是金溪各义社之首。陆九渊的四兄、同为著名学者的陆九韶就曾经担任过这个义社的领袖，任事期间调度有方，备御有实，为后人效法。而陆九渊五兄陆九龄曾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在乾道五年（1169年）左右尚未任官之时，主掌庐陵之“义社”，为当地的乡防作出了贡献。其它地区也普遍存在类似的士绅义社，如汝阴人袁溉组织的义社。袁溉与陆九龄一样，也是一位以进士身份组织乡里义社者。明州奉化人李佾在建炎三年（1129年）也组织有义社。可以说，士绅义社南宋在广泛存在，战火蔓延到哪里，民间自救的义社就在哪里兴起。

“团结”是在乡村军事性结社的基础上，官方出面将乡勇、乡兵以“团”为单位束编并加以操练而结成的军事团体，可视为无名而有实的军事性会社。以保护乡里为职责的军事性团体、结社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防御工事，仍然无法起到卫护家园的效果。于是“团寨”广泛兴起。当金兵南下，北宋灭亡时，团寨的设置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如吴渊在光、丰、薪、黄等地，创立司空山、燕家山、金刚台三大寨，嵘峨山、鹰山、什犷山等二十二处小寨，星罗棋布，没有敌情则耕作，有预警则防御。南宋还有堡坞。如叶适任江淮制置使曾于墟落数十里内，依靠山水险要之处，建立堡垒土坞让百姓恢复旧业守卫，春夏时节分散耕种，秋冬时节进入堡垒守卫，一共四十七处，又度量长江沿岸之地，创立三个大城堡，每堡以二千家为单位，教他们练习射箭。无战事时就戍守，以五百人设一将。有警报则增募新兵以及抽调诸州禁军二千人，连同堡坞内的居民，一共为四千五百人，共同守戍。

团寨最大的特点，就是兵民合一，士兵就是农民，他们春夏从事农业生产，秋冬则从事攻战。平时而言，他们固可以自筹自给，但是遇到战局紧张的时候，生产被迫停顿，南宋朝廷常常拨米三、四千石甚至一万石给团寨头领接济。南宋朝廷对待团寨民兵的政策，一方面是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则加强控制。为了便于利用，叶适提出用一些官职来笼络团寨的首领，解决他们的困难。南宋当时用来羁縻团寨头领的，有巡检、都巡检一类的官职。如（1135年）的诏令即为一明证。可见择当地十豪使之成为团寨头领，也是南宋统治集团控制这种地方武装的手段。

团寨为与义社相配的民间军事性防御工事。社会动乱时期，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外族入侵，都会令战火波及地区的豪民们结寨自保，这样可以互相呼应，收夹攻之效。他们为自己的生命、财产作战，又熟悉地势情况，因而他们的战斗力大大超过正规官军。

经济性会社

南宋经济性会社包括经济互助会社、行会等经济互助性团体和工商业行业性团体。经济互助会社源起于民间的互助习俗及其以丧葬互助为目的的丧葬社邑，明显带有经济互助的特征。北宋已有了会、社的名称，如黑金社、过省会、万桂社的出现，即为代表。行会是同行业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是城市经济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在结社生活中普遍出现。

文化娱乐性会社

南宋的会社，不仅盛行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大的社会领域，更深入渗透到了文化领域及士大大生活、城市市民生活之中。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一九《社会》中详细记录了当年临安的诸多文化娱乐性质的会社组织：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射弓踏鸳社；还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的蹴鞠、打球、射水弩社；诸行市户有七宝玩具社、时果社、异松怪松奇花社等；说唱表演方面有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等，还有锦体社、台阁社、分富赌钱社、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闲等社。遇东岳诞日，更有钱燔社、重囚加愿社等。这各式冬样、遍及社会各阶层、城市生活齐方面的会社组织，反映了南宋文化娱乐生活的多样性和繁荣兴盛，既是宋以前的时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南宋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归纳起来，宋代文化娱乐性会社，又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诗文社、怡老会、同年会、游戏之会等；一类为主要流行于市民阶层的社会、庙会、风俗之会、艺人结社等。

社会风气

成为南宋的都城后，临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好奢之风达到顶峰。时人陈造在《游山后记》中写道：“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梦粱录》的“面食店”条中，吴自牧称杭城人“娇细”；《武林旧事》的“作坊”条里，周密则以“骄惰”二字形容都民。他们的“娇”与“骄”，便源于都城一贯的奢靡风气。

南宋的奢侈之风，既是官僚地主本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但南宋朝廷官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因此南宋民风淳朴，临安人虽然嘲笑外郡士夫误食“看菜”的狼狈样貌，将杂扮模仿的山东、河北村夫作为笑料，但这些笑声恰恰是他们乐观豁达天性的流露。一旦出现外地人在临安受到欺凌的现象，“众必为之救解”；如有人新搬来居住，邻居便“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甚至热心地安排酒食，以表庆贺；如果哪家遭遇“吉凶等事”，众位邻居则尽心帮扶……都民深谙“远亲不如近邻”之道，维持着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吴自牧在“民俗”条中夸赞“杭城人皆笃高谊”。他们好与人为善，共同营造了都城临安人情和美的氛围。